是這樣的，害怕『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此文消失，
故全文轉錄於此。敬請林元輝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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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
林元輝/政大新聞系教授
中文摘要
戰後世代的國人對連橫（1978-1936）的記憶是《臺灣通史》作者、愛國史家、民族詩人、有節操的臺灣史作者、富民族大義的學者等等不一而足。要之，皆屬正面印象。
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觀感迥然不同。客氣的謂其為「舊學中不可多得之士」、堪稱「煙霞〔鴉片〕中之達人」，但「前者忠於民，今者阿於官」；有的稱其為「慣作模稜兩可的文人」；不客氣的謂其為「御用文人」，「不顧同胞利害，甘心為官方利用，久中阿〔鴉〕片毒，良心也麻醉了」、「替日本人做皇民化運動的宣傳工具、專門打擊民族革命的文化漢奸」；甚至有人說他是「臺灣民眾的叛徒」、「狗彘羞與等偶」等。因而連橫在臺民中幾無立足之地，後來嗒然舉家西渡祖國， 1936年客死上海。
祖國人士只讀其文，未驗其行，因而對連橫及其著作評價頗高。國府遷臺後，更因局勢危疑，須全島一心，所以表彰連橫，不遺餘力，因連橫主張「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愛我祖國，保我華族」。也即看好其「民族氣節」對感召臺民、刺激「臺灣精神」，以助光復大陸的效益。
表彰連橫的方法豐富而多樣。從總統下褒揚令、執政黨文化界大老發動屢開紀念大會、致辭、賦詩、作紀念歌、辦紀念文物展、立傳、編紀念集、報章雜誌出特刊大登紀念文章、蓋紀念建物、塑像、國家重要公眾場所以連橫字號命名、設紀念基金會頒獎學金、編全集、一再重印其著作、開紀念座談會和學術研討會，尤其於中學教科書選錄連橫作品和介紹作者，規定學子精讀，並對師範體系大專應屆畢業生演講，強調連橫的「民族氣節」，灌輸連橫是「最偉大的臺灣人」和「一部《臺灣通史》勢力超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云云，呼籲以師道自任者應以連橫為楷模。
宣揚過程或隱諱揚善，或溢美附麗，或背悖史實，致其形象不斷膨脹，儼然無德不具，無功不與，無言不立，造神痕跡明顯。
如此過程也見證了「庇陰」與「貤封」兩種現象，可見於連氏父子之間、連氏祖孫之間、掖助的權要與連氏父子之間、執政的黨國機器與連橫之間，以及任何役用連橫者與連橫之間。
但塑造「集體記憶」，功效攸關條件。連橫仍有不利條件，以致舊記憶仍可威脅新記憶，唯其勢迄仍零星偶然。
前言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臺灣省臺南縣人。清光緒四年（西元1878年）生，民國25年（西元1936年）卒，年五十九。
連氏原籍福建龍溪，清初遷臺，世為臺灣望族。年十三，就傅讀書，其父以兩金購《臺灣府志》授之曰：「汝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因發憤撰《臺灣通史》，冀補舊志之缺。中日甲午之戰，清軍敗績，簽訂《馬關條約》。先生時年十八，目睹亡國之痛，又遭父喪之悲，奉諱家居，始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光緒 23年（西元1897年），先生赴上海、南京，原擬入新學堂肄業，旋奉母命回臺成婚。次年主持《臺澎日報》漢文部（後改為《臺南新報》）。二十八年挈眷返國，三十一年日俄戰後，憤清政之不修，創辦《福建日日新報》於廈門，加入同盟會，鼓吹革命，以言論激烈，報館旋為清廷查封，被迫歸臺，復主《臺南新報》漢文部。民國肇建，自日本歸上海，旋至北平，入國史館任職，得盡閱中所藏臺灣檔案。民國三年返臺，發篋出書，積稿盈尺，整理稽考，每至夜闌始息，如是三年，而《臺灣通史》告成，又二年付梓。民國22年，舉家遷上海，25年病歿。著作除《臺灣通史》外，尚有《臺灣語典》四卷、《臺灣詩乘》六卷、《劍花室詩集》、《文集》、《大陸遊記》等。又校訂有關臺灣著作三十八種為《雅堂叢刊》，保存臺灣文獻，其功至偉。
上引的是最新版《高中國文教科書》第四冊第一課〈臺灣通史序〉前的作者介紹。今日多數國人對連橫的記憶不外乎此。筆者曾於教學之隙隨機抽問堂上大學生，也曾隨機請問四、五十歲左右的同事友人，所得答覆，除得上引介紹梗概外，又多「民族詩人」、「抗日大詩人」、「愛國史家」、「有節操的臺灣史作者」、「富民族大義的學者」等類認知。
筆者近年致力於臺灣日治時代報業史的研究，耽溺於涉獵當時史料。積漸累知，意外發現當年臺灣父老對連橫的印象迥然不同。
歸納之，其風評包括：
「煙霞〔鴉片〕中之達人」、（陳鏡秋，1930）
「不顧同胞利害，甘心為〔日本〕官方利用，久中阿〔鴉〕片毒，良心也麻醉了」、（米山生，1930）
「御用學者」、（劉明修，1983：170）
「御用文人」、「受某〔日本官〕方利用而作違良心之毒文」、「為一人之小我，而忘了子孫百年大計」、（地北生，1930）
「慣作模稜兩可的文人」、（《臺灣民報》305：2）
「混賬在我們〔民眾黨員〕之列」、（陳其昌，1930）
「朝三暮四，狗彘羞與等偶」、（天南，1930）
「替日本人做皇民化運動宣傳的工具，專門打擊民族革命的文化漢奸」、（蔣渭川〔1896-1975〕，1962：267）
「臺灣民眾的叛徒」；（吳濁流〔1900-1976〕，1988:138；戴國煇，1979：274）
間亦有好評者，如「『焉之乎也者』的能手」、（米山生，id.）「素來主張保護臺灣文獻」、「吾臺古漢學者中，能不以骨董自許者」、（天南，id.）「有心世道的篤學家，舊學中不可多得之士」，（陳鏡秋，id.）但這類好評卻有但書：「前者忠於民，今者阿於〔日本〕官」；（ibid.)甚至連其最交好的同鄉詩友胡殿鵬為其著作《寧南詩草》撰序，也諷刺說：「寧南為臺灣首善之區，三百年詩文充汗……近代卓越如連子，旗鼓騷壇，著作如林，其亦可謂三百年文獻中之秀者歟！然而海桑身世，為時屈、為地屈、為名與利屈，則其人品、文品、詩品亦為一變，有心文獻者無不為連子惜，並為寧南人惜……」（胡殿鵬， 1925a:438）
這是怎麼一回事？筆者本無研究連橫之志，此意外發現卻太迷人了，不得已分心一番追究。結果，發現連橫是分析集體記憶變遷的上好案例，是以草就此粗文，共襄本學會今年年會論趣。
一
乙未（1895）年6月2日晚上九時，清朝負責移交臺灣給日方的全權代表李經方（1855-1934） 連登陸臺灣都不敢，躲在淡水外海「公義號」德籍船上簽署〈臺灣受渡公文〉，同意臺灣即刻由日方接收。李經方一與日方換文完畢，立刻起錨離去。（伊能嘉矩，1904）
此刻，連橫正好十八歲。往後數月，臺灣島上從北到南，很多民眾為保衛家園而戰，島上是實如字義的「喋血山河」。連橫則於日軍入臺南前，已內渡中國大陸「走〔日本〕番仔反」，（鄭喜夫，1992：27）隔年亂息，才從福建回臺南。從此，他與絕大多數臺灣人一樣，淪為異族治民。
前此十八年，他受傳統的舉業教育，讀書赴考求中舉出仕是唯一的人生目標，此後儼然已失倚靠。殊不知他適應變局很快，1899年6月（農曆五月），日人在臺南創刊《臺澎日報》，（原房助，1925：35）連橫即入該報社漢文部任主筆，並加緊習日文。（鄭喜夫，id.）
連橫在《臺澎日報》（後改組為《臺南新報》）的日常工作是編刊漢詩與古文。這些詩文，有抒情，有酬唱，也不免有議論。抒情詩文不外感歎時局命運，但僅止于吟詠私情，不及議論。議論的作品，則僅限于殖民統治者心目中的善意言論，常見的是呼籲保護古蹟、文獻、耆宿等。酬唱則往往有配合殖民統治方針者，如 1899年11月5日，第四任（1898.2.26-1906.4.11）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在臺南兩廣會館開「慶饗老典」。事前當局利用《臺澎日報》漢文欄發起徵詩，連橫撰〈歡迎 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1899；1992b：168）其文如下：
將進酒，公飲否？聽我一言為啟牖：臺疆屹立大海中，東南鎖鑰宜堅守。干戈疫癘繼凶年，天降災殃無奇偶；若推而納之溝中，萬民溺矣宜援手。我公秉節蒞封疆，除殘伐暴登仁壽，揚文開會集英才，策上治安相奔走。王事鞅掌已靡遑，又舉南巡施高厚；福星光照赤崁城，冠蓋趨蹌扶童叟。俯察輿情布仁風，饗老筵張隆壽耇；尤祈恩澤遍閭閻，保我黎民無災咎。善教得民心，善政歌民口；勳猷炳烈銘旂常，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同不朽！
這種以殖民統治者殺戮自己同胞之舉為「除殘伐暴」，許之為布仁風、施恩澤，壯之為勳猷炳烈，教人難以想像日人敗後，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他又能以「愛國詩人」、「愛國保種的大史家」等節名令譽震其同胞耳鼓！
議論還有他例，如1900年秋天，連橫在《臺南新報》開「赤城花榜」，遴選歡場十美，撰〈花叢迴顧錄〉。（連橫，1925）這類標舉煙花名妓的文字，也不犯日本的治臺方針，但與日後國府治下歌頌連橫時時以「愛國保種」為念的說法卻忒鑿枘。
查連橫一生的職業，除漫遊中國大陸數年（1905-1906；1912-1915；1926-1927）及自營雅堂書局兩年（1927-1929），絕大部份時間均任職於日人所辦之報紙。像在《臺南新報》（含《臺澎日報》）共約十三年，在臺中的《臺灣新聞》約四年（1908-1912）；要不然即為御用臺商所僱，如1919年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1888-1948）聘，為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文牘之秘書。（鄭喜夫，id.）漫遊中國大陸期間，前期雖偶得與維新黨人交接，後期亦偶得與革命黨人來往，而賦詩撰文慣作孤臣孽子與英雄懷抱語，易引人同情側目，但返臺後，卻一味周旋於日人與御用紳士之間，如1916年第六任（1915.5.5-1918.6.6）臺灣總督安東貞美（1853-？）令各廳設筵張樂款待長壽者，連橫又為賦〈慶養老典〉五律一首；（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16）1918年，《臺灣通史》稿成，他也分請《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日人尾崎秀真（b.1874）、《臺南新報》主筆日人西崎順太郎為其撰序，乞當任（第七任，1918.6.6-1919.10.24）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1864-1919）為書題辭。新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上任（第八任，1919.10.29-1923.9.2），併及臺灣銀行「頭取」（董事長）中川白雲履新，他都託關係丐書題辭。（id.,89、90、94、97）
1920年9月復乞序於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1875-1957），惹來下村宏幾行寓辱於褒的傲辭：「……竊以唐巡撫獨立倡亂之事，實非所以忠於清朝、仁於臺疆；愆義喪理，蒙昧殊甚，與鄭氏護持明朝殘局者，全異其選。惟以我朝〔日本〕視之，則勝國游魂，寧為可憫耳，狂暴何咎？……」（id.,94- 95引）後當局還使人強令改書中〈獨立紀〉篇名為〈過渡紀〉，然連橫似乎也不以為忤，還自解為得免警吏留難，有助於發行而洋洋自得。（id.,97）
1923年4月，日本皇儲裕仁（1901-1989）來臺，總督府當局令各界組武陣、藝閣遊行至其旅邸表敬，並供觀賞。連橫又獻臺灣故事，擬定十題，裝詩意閣，如用李茂春事，為李春生（1838-1924）家作《逸士種梅》；用吳鳳事，為林熊徵家（林本源）作《通事成仁》；用辜婦媽事，為辜顯榮（1866-1937）作《節婦訓子》。（鄭喜夫，id.,102）但李、林、辜等人正是當時有民族氣節的臺灣人公認為御用紳士之尤者。
即使他在臺北自營雅堂書局，標榜不賣日文書籍文具，但卻又代理臺灣總督府採購有關南方資料的漢文書籍業務，（洪炎秋，1977:26）成為御用書店。
連橫這類行徑，落在至友胡殿鵬眼裡，大概無不值得痛惜。（蔡相煇，1991）所以1924年連橫將其十年來所為詩，集為《寧南詩草》，函請胡為作序，胡遲遲不肯動筆，至次年四月，才復書說：「前書索序，遲遲未發，以兄多年交誼，又屬社友，未可突唐西施，弟之苦衷，難以道及。」（胡，1925b）及發為序文，果然對連橫頗多諷勸。其序既見於本文前言所引，茲不重贅。
胡殿鵬堪稱連橫的益友，所以責之以義。至於連橫的同代人，則普遍同受世局劇變之苦，知世變固有人情所難堪者，或許本諸相濡以沫的不忍人情懷，並未多見以春秋大義責難連橫者。但1930年3月2日，著署為〈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指臺灣總督當局鴉片特許政策引起臺灣同胞反對之問題〕致本社〔臺灣日日新報社〕意見書〉刊於該報第四頁面世後，頓使臺人譁然，輿論為之沸騰。因此文攸關日本統治者的鴉片政策，須略說明背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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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深知鴉片禍害，蓋清朝官民即因染鴉片癮者眾，所以國力衰頹，致有甲午之敗。日人無不因而鄙視「支那人」和「清國奴」，同時更嚴防日本國民沾染，治臺之初，頒布〈臺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令〉，也列一款「將鴉片煙及其吸食器交與大日本軍人、軍屬及其他從軍者，或供其吸食場所者」為死刑罪。（黃昭堂， 1989：225）另〈臺灣住民刑罰令〉也有同類的死刑規定，不准交予的對象且擴及來臺的日本帝國臣民。（黃靜嘉，1959：98）對臺灣人及島內的「支那人」，總督府於1897年1月21日以律令第二號公布〈臺灣阿片令〉，表面上雖標榜漸禁原則，實則並無漸禁之意，此考諸1928年底第三次修訂〈阿片令〉時，新增之癮者仍發新執照准予吸食，即知殖民統治者並無限制之意，無非藉此管制鴉片供銷，防止癮者吸食「私煙」，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政府專賣的利益。
此套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號稱使臺灣財政獨立而被日人視為統治殖民地臺灣大功臣的第三任（1898.3.2-1906.11.13）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劉明修，1983）以後藤任內的1905年例，當年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2,170萬圓，鴉片專賣收入即達420萬圓，占 19.4％；1906年，財政收入2,566萬圓，鴉片收入也達443萬圓，占17.3％，（潘志奇，1957：28；黃昭堂，1989：92），可見日本學者向來誇稱兒玉─後藤體制讓臺灣財政獨立為可貴治績，（鶴見祐輔，1943）原來竅門在此。
1929年與1930年之交，臺灣民眾黨、本島各地醫師會，及東京新民會等團體紛紛抗議殖民政府增發新執照核准吸鴉片的搾財政策。反對運動還突破封鎖，擴及向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控告日本政府違反國際條約。後來國際聯盟派出遠東鴉片問題調查委員抵臺調查了近半個月。事關臺灣總督府顏面及稅收，統治當局施出渾身解數以求轉移視聽，包括透過臺北市保正暗中動員密吸鴉片者四百名連署，向調查委員陳情；支使辜顯榮、林熊徵、許丙（1891-1963）等御用士紳三巨頭偽稱為子虛烏有的「臺灣人會」代表，向調查委員稱贊日本當局所為乃人道政策； 以及發動全島日系報紙齊聲贊揚鴉片漸禁政策及專賣制度。
署名連橫撰的意見書也於此時刊出。此書是本文重要論據，茲特引列全文如下：
臺灣阿片問題，比月以來，議論沸騰，或以為當行勵〔據原刊。當改為厲〕禁，或以為須再特許，究之皆一偏之論，未能盡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當權其輕重得失，而後可以無憾。夫阿片之為利為害，論者多矣，不須贅言。顧以全世界而觀之，出產之多，消費之巨，若以臺灣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問題；然為國計民生起見，亦不得不善為處置。查阿片之傳入臺灣，始於蘭人統治之時，距今已三百年。歸清以後，移民漸至，曠野漸開，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此則風土氣候之關係，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羅斯人之飲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適合環境，而保其生命。故臺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論，我輩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開墾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則阿片之害，人言嘖嘖，而以臺灣歷史觀之，故亦有利也。夫烏頭毒藥也，可以殺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損生，惟在用之得宜爾，道光十年，閩浙總督孫爾準以各省消用阿片甚巨，耗民損財，奏請禁止。十八年，復因御史黃爵滋之奏，下詔嚴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立立於澳門焚燬英商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服，遂至構兵，而訂江寧之約，其禁遂弛。當是時，臺灣兵備道姚瑩亦奉庭〔據原刊。當改為廷〕旨，勵行嚴禁，然以訂約之故，時令不行，而吸食者猶故也。光緒十年，法人之役，臺灣戒嚴，兵備道劉璈以臺灣阿片既不可禁，又須購之外國，損失甚大，奏請撥給官莊，許民播種，自產自給，以挽利權，廟議許久；而臺灣之阿片乃愈盛。夫臺灣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積之也深，自不能一時斷絕；雖過去之事，而亦足為今日之參考也。帝國領有之初，政府則議禁止，嗣因習慣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漸禁方針。是時，特許吸食者十六萬人，閱今三十餘年，僅有二萬五千人，使非漸禁之功效，則此三十年間，戶口之增加，富力之日進，吸食者當在三十萬人以上。則此次再請特許者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唯今日阿片問題，關係國際信義，固不可不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期無憾！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僅臺灣也。支那為阿片最盛之國，十數年來，外標嚴禁之名，內收稅金之實，則各省武人據地稱雄，擁兵自衛，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國民政府雖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島以及產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則歐洲人士亦有飲用，且多屬上流社會；美為文明之國，而報載吸食阿片者達二百萬人，可謂怪事！夫美國固勵行禁酒矣，然而密輸者如故，密飲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設大酒館於公海之上，以供遊客之豪飲，而政府無如何也。臺灣阿片之害，政府無難禁止，然為習慣上、人道上而觀，故有再行特許之議，命各保甲曉諭有癮者自行申請，再由醫師診察，以驗其癮之輕重，可謂周至！今若遲疑不決，收回成命，則當局失信於保甲，保甲失信於人民，而政府之威嚴損矣！聞臺北市內各保甲已聯名申請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擾民；在順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
此文一出，全臺輿論譁然，蓋當時臺胞方藉鴉片特許問題，義正辭嚴，以與日本統治當局奮戰，驟見此文為虎作倀，都怒不可遏。連橫頓成眾矢之的。除了臺灣人當時唯一的喉舌《臺灣民報》上迭見諷勸誅伐他的文章外，（陳鏡秋，1930；米山生，1930；地北生，1930；天南，1930；陳其昌，1930；《臺灣民報》303：2＆305：2）中部富氣節的文人所組、號稱全臺第一詩社的櫟社也將他除名。苗栗栗社也不再請他當詞宗。（吳濁流，1988: 138）
舉臺滔滔，倒未見連橫辯解。其哲嗣連震東（1904-1986）後來在國民政府治臺後顯貴，既顯之後曾辯稱，此意見書容有連橫平素主張，但非連橫手筆， 1977年且公開指名為當年《臺灣民報》記者謝春木（1902-1969）冒名之作，並謂謝的動機是既知本社社長取締役（董事長）林獻堂（1881-1956）有意延攬甫自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科畢業的連震東入社任職，忌連震東中日文俱佳，不願其在同報社服務，以免相形見絀，所以故為此舉，以壞林獻堂對連氏之觀感。林獻堂果然未用連震東。結果，同年五月，連震東到《昭和新報》任記者。（鄭喜夫，1989：34）
始作此說者，或非連震東，而是連橫本人，蛛絲馬跡可見1932年8月18日連橫與連震東家書。（連橫，1992a：44）但不管何人作始，都難減此說之奇，也難袪可疑。例如：
其一，連橫聲名早著，交遊遍名流權要，謝春木不過一介記者，且事關名節大義，寧有大人為豎子委屈而默然不敢有隻字辯之理？
其二，始作其說的若是連橫，則1931至1932年之交謝春木已因勞資不睦，為其報社驅逐，攜眷遠走上海；若是連震東，謝春木後雖又隨國民黨機構回臺，但 1952年即又投共，從此不歸，兩者都以不在臺灣之無可對質者為咎的，且在連震東的例子，謝更屬投共人物，大犯時忌，為無人敢為其應片辭之人，如此辯白，無可對質查證，可信乎？
其三，抗戰末期，謝春木與連震東俱在重慶，共事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室，謝任秘書長，連任專門委員，且齊力為臺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臺灣民聲報》撰稿。若謝春木果如連氏所控，此仇非小，連謝豈能共事一室？若不能共事，連震東又豈能不尋求其權要監護人張繼（1882-1947）之助而有所動作乎？然相關史料都不見蛛絲馬跡，除非本無宿仇，而是恨起新怨？
倒是據連震東之辯辭，他終未入《臺灣民報》而入《昭和新報》。然《昭和新報》雖為臺資報紙，卻是日治時代臺人（包括連橫）公認的御用新聞，（楊肇嘉， 1968：428＆433；簡炯仁，1991：221-22；張易、黎澤霖，1983：372；鄭喜夫，1992：144-45）連橫前此也曾幾度撰文責難該報言論，（鄭喜夫，ibid.）何以後來又不以其哲嗣入該報任職為忌，且修書請託該報主筆「不吝教誨，俾之有所率循」？（鄭喜夫，id.,161）連震東之辯白尚不足以服人，至此反而有欲蓋彌彰之失。
鄭喜夫修連氏兩代年譜，全納其說，至謂：1)連橫事後未嘗隻字辯白，蓋有莫大委屈；2)意見書全文論旨前後矛盾，不像文豪連橫平素之筆力；3)連橫「一生所持愛國保種之民族精神，不為威武與名利屈之道德勇氣，斷斷不致為此謬妄之文。」（鄭喜夫，id.,156-57）
鄭氏之辯，若志在為連氏美言，絕對可解；若為論證，則迥難服人。蓋第一點之現象，豈必因有莫大之委屈而使然，難道絕無可能因確撰其文而無從辯解乎？第二點之漏洞在，何以文豪必無瑕疵之文？若使應報社急索以趕截稿時間，也必無瑕疵之文乎？第三點之辯，若對照本文前此諸已究明於連橫者，比如胡殿鵬前引文謂連橫「海桑身世，為時屈、為地屈、為名與利屈，則其人品、文品、詩品亦為一變，有心文獻者無不為連子惜，並為寧南人惜也」，即牴牾忒甚！但鄭辯不過是後人徒託空言，豈如胡序併其他連氏同代人之見可信？
據尚未出版的林獻堂日記（1930.4.6），此文1,218字，筆酬五百圓。按當時公學校教員堪稱社會菁英矣，初任月俸不過十五、六圓；（王世慶， 1991a：132）又其時上等稻田一甲地約值五、六百圓，（林衡道，1991:199）三、四、五等的，一甲約值四百圓，（王世慶，1991b: 107）此文區區字數，所得竟與此等值，可謂臺灣報業史上破天荒的巨額稿費，極不合常理，日本當局收買的用心昭然。而懷疑連橫缺錢買鴉片解癮，所以甘為收買的揣度，也在臺人識者之間不脛而走。（戴國煇，1979：274）
今人蔡相煇撰文〈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收在連橫令孫連戰（b.1936）披閱題名的《連雅堂先生全集》，仍然斷論〈對臺灣阿片特許問題意見書〉一文為連橫所撰。他說：「雅堂兄弟五人，然其三兄、五弟早殤，故實為季子，倍受父母疼愛，幼時即恆隨侍父親往遊各地，長大亦不必為家計操心，故其性情溫文浪漫，剛毅果斷稍有不足。他日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時，為開『赤城花榜』，遴選十美；於『赤城花榜』冠軍李蓮卿〔引者按，1886-1901〕病歿，為賦七言絕句十首，集成《悼蓮集》一帙；民國十九年日人欲在臺灣推行『鴉片漸禁』政策，與臺民主張『全面禁絕』相牴觸，雅堂復不能堅拒日人之請求，撰『臺灣鴉片特許問題』欲為疏導，此皆雅堂個性文弱所致，而其個性則十足由家庭背景塑造而成。」（1992：209）
拙見以為，蔡氏之斷，允合情理。就愚究所及，果真連橫撰此文，也與其素行一致。然而，連橫是不是此文作者，則非本研究的目的；本文前言具引臺灣日治時代臺人各種對連橫的觀感，負面居多，足見當時之世論人心，這一點發現，才是本研究的論旨。
二
〈對臺灣阿片特許問題意見書〉事件後，連橫既成眾矢之的，居臺北已覺無趣，1931年春遷回臺南故里。（鄭喜夫，1992：165）其年譜謂其從此不與北部人士聞問，（ibid.）有民族意識的臺灣人也無意與他往來。例如1931年林獻堂南下，彼此誼屬故舊，也沒有順道去訪他。（連橫，1992a：50）連橫後來至謂「全臺四百萬人中，幾於無一可語」，（id.,31）這種日子自是「抑鬱殊甚」。（id.,37）
相對於臺人不與他來往，日本人倒是對他很熱絡。1930年10月26日起，日人在臺南舉辦盛大的「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他是該會十位顧問中唯一之臺灣人；11月1日還應邀在臺南公會堂演講〈鄭氏時代之文化〉，講稿收入該會刊行之《續臺灣文化史說》，署銜為「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委員會委員」。（鄭喜夫，1992：162-63）他一回臺南定居，《臺南新報》馬上願聘他為客員；稍後，連橫果然又為《臺南新報》主持詩壇版面。連橫一生在日人經營、也是日本當局控制的《臺南新報》幾進幾出（1899.6-1902.9；1903.10-1905.5；1906-1908；1914-1919；1931春 -1931冬），該社永遠不嫌麻煩，而且好像隨時歡迎他，幾達為他設事的地步，揣其用心，無非統治者籠絡士紳，而連橫也屢為其用。
過去連橫在日文報紙主持漢文版面，日與文士故舊相酬唱，歲月甘之如飴；因「阿片特許問題」的後遺症而避居臺南後，情況已不一樣。熬了一兩年，甚至覺得臺灣亦「不可一日居」，（連橫，1992a：12）終於1933年7月攜眷遠走上海，三年後病死滬上。
從他南歸故里到舉家西渡，時間雖只有短短兩年，但於連橫日後在世人中的風評，卻是轉捩關鍵期。吾人願與人為善，認為連橫屢為日人所用，全因他個性文弱所致。不過，言其個性文弱，卻不能忽略了他阿世干進之謀算深遠。
連橫既自覺在臺人中無立足之地，乃有意轉進國府治區。他著連震東先行，給他幾塊敲門磚，其中之一是用心修一書給舊日有意結下的文字交、如今國民黨的黨國大員張繼，另一是給當時的國府主席林森（1867-1943）。（鄭喜夫，1992：166；連橫，1992a：8）後件好像未起作用，前件作用則大，茲引全文如下：
溥泉先生執事：申江一晤，悵惘而歸，隔海迢遙，久缺牋候。今者南北統一，偃武修文，黨國前途，發揚蹈厲。屬在下風，能不欣慰！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現在臺灣從事報務。弟以宗邦建設，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門下。如蒙大義，矜此孑遺，俾得憑依，以供使令，幬載之德，感且不朽！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是以託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為他族之賤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所幸國光遠被，惠及海隅，棄地遺民亦沾雨露，則此有生之年，猶有復旦之日也。鍾山在望，淮水長流，敢布寸衷，伏維亮鑒！順頌任祺不備。愚弟連橫頓首。〔1931 年〕四月十日。
此文讀來的確感人，連橫也有把握張繼讀後「必能感動」。（連橫，1992a：4）對祖國人士故作動人語，是連橫的一貫巧腕。當然，他也沒告訴張繼，所謂連震東在臺灣從事報務者，是在日本當局的御用新聞《昭和新報》任記者。
同年6月18日，連震東在南京西華門吳鐵城（1888-1953）處謁見張繼。張繼看了連橫的信，覺其「真摯沈痛，大義凜然，深為感動，歷久難釋，於是攜震東至北平，促其學習國語。」（鄭喜夫，1992：167）
連橫一知道連震東「幸得溥泉先生眷愛」，「甚慰！」在1931年7月26日給連震東的家書中，明講這是卅年來的計畫，教兒子「汝當在〔溥泉〕先生左右，供其使命，學習事務，忍苦耐勞。」（連橫，1992a：6）這一兩年內，他不斷利用家書教連震東許多招數。比如，連震東在北平時，教他要「多識東北要人，可為將來同事之助」；（id.,5）張繼可能要赴粵時，教他「汝當在其左右，如欲赴粵，可請隨行，以資閱歷」；（id.,10）抗日戰爭爆發、國府遷移之後，則是「張先生如入豫辦事，汝可請之隨行，蓋因政府初移，人員必少，汝於此時如能得一位置，且在艱危之中，將來較有厚望。」（id.,26）後來連震東隨張繼到西安，連橫又告訴連震東「汝在西安，位置甚好，勤謹辦事，以資閱歷，將來〔溥泉〕先生如任行政院長，必能調來中央，則可著著進行。」（id., 47）甚至教他要臨魏碑，蓋「欲與人士相往來，尺牘之書，必求精美，而後不致貽笑也。」（id.,43）
這段期間，連橫也表白：「吾不欲汝〔連震東〕為臺灣人」，（id.,23）訓誡連震東「切不可與此間朋友通訊」，（id.,20）甚至明示兒子：「此間朋友有詢汝住所者，余皆不言」，（id.,23）也訓誡已嫁在上海的長女夏甸不可回臺灣。（id.,13）觀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家書，沒辦法想像後世臺灣子弟還因連橫尊翁連得政（1834-1895）曾訓誨連橫「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鄭喜夫，1992：22-23）而欽敬不已。
連震東果然循父誨，寸步不離張繼，隨他由北平而西安而重慶，前後凡十五年。戰後，國府治臺，連震東有機會膺重寄，自是拜張繼牽引之賜；然溯其根源，豈非連橫深於盤算指導有以致之。1931年連橫回臺南故里前，有〈別臺北〉七律，其中有句：「乾坤倒挽看兒曹」，（連橫，1992c：77）驗證連氏後人兩代顯貴，難道連橫恁早即有了把握？而二二八事起之後，臺人菁英當年有不齒於連橫者，或橫死，或流亡，或埋沒，其後有怨疑於連震東者，又豈連橫嗒然離臺時之故句：「九世深仇報豈輕」亦與有力乎？
連橫臨離臺的一兩年傾注心力的第二要事，是叮囑連震東就近在中國大陸為他打聽日後供職的門路，（連橫，1992a：7-11）並為此修書蔡元培（1868-1940）。直到他舉家遷抵上海（1933.7.11）後，此願仍然未償。隔年一月，仍見他為同事致書張繼；二月則上書國府主席林森，但還在寄贈《臺灣通史》以干好感的階段。（鄭喜夫，1992：177-78）他雖勇於毛遂自薦，但櫻桃青衣，頃刻夢醒，1936年6月28日過世於上海。
據謂連橫臨終時對連震東說：「震東，我沒有留東西給你……」連震東回說：「你留給我的太多了！你放心吧！」（連震東，1977:20）連震東的回答不徒然是安慰語，也是實情。此後連震東仍然靠《臺灣通史》作者哲嗣的身分在中國大陸受人器重。他也有乃父之風，不忘贈人《臺灣通史》，以爭取好感。（鄭喜夫， 1992：180；1989：46）言必引好感者，因祖國之人讀連橫之文「油然故國之思，豈僅結構之佳已哉！」讀其詩，也可覺得作者是「英雄有懷抱之士」；但這些都是只讀其文的自然感覺，本文前言所引臺人的見解異於此，則因多了觀其行後的褒貶，認為連橫文行不副。當然，臺人在臺灣也看了許多連橫撰登在日人報刊或御用刊物上的文字，那些文字卻是祖國人士無緣一讀，只怕也不忍一讀的。
時序到了1944年，日本敗象漸呈，重慶的國民政府開始為接收臺灣而有各種準備動作，如中央設計局於4月17日設置臺灣調查委員會，擬訂〈臺灣省接管計畫綱要〉；（楊錦麟，1993：94-95＆97）另外，中央訓練團也設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鄭喜夫，1989：76）而軍事委員會屬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也加緊日本戰時問題與臺灣問題的研究。（楊錦麟，id.,97）這一年夏天，連震東攜眷赴重慶入該所供職專門委員，12月奉召參加臺幹班第一期受訓（為期四個月）。（鄭喜夫，1989；73-76）
1945年春，連震東因徐炳昶之助，找上商務印書館議定重印《臺灣通史》，好讓此書在國府治區廣為流傳。連震東可謂善於掌握行情、時機和人脈，因此時臺灣收復在即，大家都急於知道臺灣什事，收集、整理、編輯與出版臺灣資料叢書，本就是此階段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三大工作之一。（楊錦麟，id.,：97）而前曾贈書示好、望重文教出版界的徐炳昶，此刻也由西南聯大應聘至中央訓練團講學。（鄭喜夫，1989：78；1992：186）
商務印書館重慶版的《臺灣通史》於1946年元月殺青，此版與當年的臺灣版略有不同：
其一，連震東刪除臺灣版六位日本權要的序文或題辭；留存的序及本文內容亦略有增刪；（鄭喜夫，1992：189）
其二，連震東改託徐炳昶為書新撰一序；（鄭喜夫，1989：80＆81；1992：186）
其三，連震東以張繼名義，實則自己捉刀，也新撰一序；（鄭喜夫，1989：83＆481；連震東，1983）
其四，連震東急撰〈連雅堂先生家傳〉一篇，也附於新版書。
這些差異於日後世人對連橫的記憶，都具關鍵意義，尤其連震東捉刀代擬的序，不只表彰連橫，也表彰了自己，茲節錄如下：
……雅堂先生平生著作豐富，臺灣通史而外，如臺灣詩乘、臺灣語典及詩文集等書，無不充沛民族精神、愛國熱誠。嘗以臺灣所失者土地，而長存者精神；民族文化不滅，民族復興亦可期。……今勝利到臨，臺灣收復指日可待，余向以雅堂存臺灣於文化者，今竟重光臺灣，雖雅堂不及目睹，而震東克紹先人遺志，服務祖國，且已實際參加收復臺灣之工作，而其嘔心之作，又得隨鄉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今後臺灣歷史應如何發揚光大之，深有賴於讀是書者，而於震東君尤殷殷屬望焉。
而且，連震東這篇自我廣告的捉刀序，是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r.1926-1989）透過無線電廣播宣告投降當天趕就，（鄭喜夫， 1989：83）時機上，意義更為深刻。從此，連震東就等著膺重寄，隨陳儀（1883-1950）等人派往臺灣受降接收，迎接一個新時代了。
三
1945 年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聯合前進指揮所全體人員由重慶飛抵臺北。連震東則於10月24日搭美國軍艦抵基隆。（鄭喜夫，1989： 86）10月25日，日本第十九任（1944.12.30-1945.10.25）臺灣總督安藤利吉（1884-1946）空著左腰未佩軍刀，在臺北市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向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接受投降後的「第一號命令」。（黃昭堂，1989：250-51）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又131天的殖民歲月於焉結束。
11月2日，行政長官公署派連震東為臺北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後連震東職務迭有更動：1946年元月代理臺北縣縣長兼建設局局長；（鄭喜夫， 1992：189）旋調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ibid.）五月，任臺灣省參議會秘書長；（id.,190）11月份，當選臺北市制憲國代；（ibid.）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代。（ibid.）
連橫的骨灰則於1946年元月由其孫連戰迎回臺灣，存於五股觀音山外岩凌雲寺。（鄭喜夫，1989：97）據謂，連戰曾說：「祖父一定地下有知，他是以勝利者的身分回來的」。（ibid.）這一句話可以意味兩件事。其一，臺灣已為國府光復，而連橫是國府之民；其二，預言日後連橫在臺灣島民的記憶裡，也將由黑轉白，以致大放光明。
1949年5月23日，《公論報》每周一期的副刊〈臺灣風土〉上出現楊雲萍（b.1906）介紹《臺灣通史》的一段話：「關於『通史』與連氏，我曾寫過不少的文字，說點不客氣的話，這些文字都是想要『表彰』這位轗軻不遇的著者和他的著作；可是，看到現在的情形，不只是已經沒有甚麼『表彰』的必要，反感覺有批評它，有糾正它的必要了。」
楊雲萍的話，留給後人兩個重要的訊息：臺灣易主不過約三年半，島上連橫的境遇已經完全不一樣；這轉變是不自然的，甚至連他這位日治時代甘冒不韙寫追憶連橫文章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此刻，新的權力核心猶未駕臨臺灣，一旦駕臨，情況將有更甚於此者。
促使連橫境遇轉變的，除了其哲嗣連震東外，另有兩個關鍵人物，一是方豪（1910-1980），另一是張其昀（1901-1985）。
方豪曾有文回憶說，商務印書館重慶版《臺灣通史》殺青，他正任教於重慶復旦大學，急購讀之，看到書末所附連震東所撰〈家傳〉的一段話：「……臺灣通史成，刊行時，日本朝野頗為重視，祖國人士則因隔閡，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炳麟〕先生以為民族精神之所附，謂為必傳之作。」方豪自謂，讀後頗不服氣，因為他就是急欲購此書的人，另外當也有他人，豈能謂祖國人士故意「漠然」。（方豪，1977）
方豪沒有明言急欲一睹《臺灣通史》的原因。考察他前此的履歷和日後工作，蓋與研究興趣有關。（李東華，1988）
1949年2月10日，方豪從高雄登陸臺灣。這一年他得臺大同事陳紹馨（1906-1966）介紹，往訪時任臨時參議會秘書長的連震東，遍閱連橫生前作品。方豪自謂：「我對連雅堂先生早已欽佩萬分，至此，乃真是肅然起敬。對於他的手澤，一直摩挲不已，不忍釋手。很快的〔應是1950年8月5日後〕，我就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訴了時任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秘書長的張曉峰〔其昀〕先生。」（方豪，1977）
從此，方豪寫了很多介紹連橫的文字， 第一篇是〈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方豪，1950f）往後再三致意的，也是其「民族思想」。1951年在《自由中國》元旦特大號則明言連橫為「愛國史家」。（方豪，1951:11）
至於方豪告訴張其昀甚麼，文中未提及。但看張其昀隨後的作為，應可以思過半。
1949年12月24日，張其昀在臺灣文化協進會演講〈臺灣文化之骨幹〉，指稱日治時期「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最偉大的著作，首推連橫的《臺灣通史》一書」，續說：「闡揚華族的民性，表彰春秋的大義……他〔連橫〕實是中國近百年史學界罕見的偉人。」（張其昀，1950b：16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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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張其昀同天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隨即建議褒揚連橫。（方豪，1977:28；鄭喜夫，1992： 190）總統的褒揚令3月25日頒發。（鄭喜夫，1992：190）方此時，對岸大陸赤焰正熾，臺海戰雲密布，國際局勢險惡，與國依違取捨動堪驚疑，總統也好，執政黨宣傳部長也好，無不政務黨務倥傯，須日理萬機，何以獨獨對既往一介文人念念不忘，再三致意？從上述張其昀演講的內容與總統褒揚連橫的令文內容，倒可以尋得蛛絲馬跡。
褒揚令文短，全文照引如下：
臺灣故儒連橫，操行堅貞，器識沈遠。值清廷甲午一役棄臺之後，眷懷故國，周遊京邑；發憤著述。以畢生精力勒成臺灣通史，文直事核，無愧三長，筆削之際，憂國愛類。情見乎辭，洵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為今日光復舊疆、中興國族之先河。追念前勛，倍增嘉仰；應予明令褒揚，用示篤念先賢、表彰正學之至意。此令。
張其昀的講稿甚長，除了從「文化層」的角度縷述臺灣歷史的分期等講學式內容外，值得本研究摘記的厥為下列數點：1）臺灣淪陷後，祖國與全民時刻關懷美麗寶島臺灣與島上橫被割離的同胞，中國革命運動即以光復臺灣為主要目標之一；2）中華民族是世界優秀且有能力的民族，絕不可輕視；3）臺灣人民在血統上是最純潔的中華民族，日治期間，光榮悲壯的抗日事件不下百次，都是愛國的革命精神的表現，而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最偉大的著作，首推連橫的《臺灣通史》，他實是中國近百年學界罕見的偉人；4）現神州大陸變色，獨留此海外乾坤為我黃帝子孫反共抗俄的根據地；5）昔以大陸而先復臺灣，今當以臺灣而光復大陸；6）各省忠義之士與臺灣同胞匯於一島，生聚教訓，宜一心一德，群策群力，以建設新臺灣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前驅。（張其昀，1950b）
按令文多典雅含蓄，難見用心，但「為今日光復舊疆、中興國族之先河」之句，寓意已顯，殊堪注意。至於張其昀的講辭，用意則很明白，是藉表彰連橫，想感化臺灣本土人士為光復大陸盡其心力，尤其於二二八事變後不久，本省人士芥蒂深結的情況下，這些動作的政治涵義格外深刻。
這一年，張其昀促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臺灣省文化協進會利用連橫逝世十五周年（6月28日），大規模主辦紀念會，（鄭喜夫，1992：191）張其昀又在會上演講〈臺灣精神〉，講辭重點如次：1）連橫著史的中心思想是「愛國保種」，也即「愛我祖國，保我華族」；2）一部《臺灣通史》勢力超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3）臺灣如今永遠是中國人的臺灣；4）要發揚光大「臺灣精神」，一洗神州大陸空前的國恥。（張其昀，1950a）
當天致辭的還有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1896-1950）、方豪，以及連橫的故交、日治時代曾主持臺灣第一大日文報、也是第一大御用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數十年，後由日本當局任命為臺北州會議員的魏清德（b. 1888）。方豪且呼籲編印連橫全集。（鄭喜夫，1992：192）
這一天，還有連橫的閩南故交施景琛作〈懷連雅堂如棣〉七律四首，附序；（ibid.）施景琛之弟施景崧賦七絕四首；（id.,192-93）；傅斯年亦為連橫賦五律一首，附序；鄭元鼎則賦五律；（併id.,193）並有鄧肇興作〈先賢連雅堂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歌〉。（ibid.）當時的最大報《臺灣新生報》則連續兩天分別登載方豪的文章〈連雅堂先生之生平與著作〉、〈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影響學童至巨的《國語日報》也於當天出紀念連橫特刊，梁容若為撰〈連雅堂先生的生平〉一文，其他黨營報紙也都比照辦理，且持續到七月初。
沒多久，至8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連震東廁身十六位委員之中，且是唯一的臺籍人士，（鄭喜夫，1989：149；1992：194）已深入權力核心，參贊決策，往後即迭膺重寄。
這一年年底到隔年年初之交，在臺灣初版印行的各家初高中國文課本都出現連橫的作品和連橫的介紹。初中國文多節錄《臺灣通史．邱〔丘〕逢甲傳》。高中國文全收其〈臺灣通史序〉，各家安排的冊別與課序不一，詳見文後附表一。張其昀的〈臺灣精神〉講稿也收入《高中國文選》第二冊第十課。此後國文教科書雖迭經改編，也有民營轉為官營之別，但上述連橫作品卻一直收錄在冊，且列為指定精讀。
不僅於此，1955年6月28日連橫過世廿周年，張其昀時已改任教育部長近年，他又對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演講〈臺灣大儒連雅堂先生〉，推許連橫為「最偉大的臺灣人」，是「全國青年的模範人物」，闡述連橫所謂「臺灣精神」所憑寄的「惟仁惟孝，義勇奉公」八字，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王道文明」，必能得最後勝利云云。結尾籲辭是「以師道自任的優秀青年，應繼續雅堂遺志，發揚中華民族古來美德，在『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同心一德奮鬥，完成光復大陸，復興中華的盛德大業。」（張其昀，1955；鄭喜夫，1989：230）
就這樣，執政黨塑造的連橫形象，及其欲達成的政治訴求，既透過中學教科書，又透過師大畢業的師資，有效地籠罩臺灣後起代代子弟腦海。
彌補中學教育之不足者，還有種種塑造的活動，按年序例舉其要者如下：
──如前述鄧肇興作〈先賢連雅堂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歌〉；
──1955年6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主辦「連雅堂紀念文物展」；（鄭喜夫，1992：197）〔此時連震東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鄭喜夫，1992：196；1989：200），是省文獻會的頂頭上司。（林衡道，1996：327）〕
──同月，中央圖書館正廳以「雅堂」題名；（張其昀，1957）
──1965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革命先烈先進傳》收連橫入下集之《革命先進傳》；（鄭喜夫，1992：204）
──1967年春，當時之臺北新公園，今日之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建劍花亭紀念連橫；（id.,206）
──1971年元月15日，當時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百人傳》，列連橫為百人之一；（吳相湘，1971）
──同年10年10日，私立中華學術院印行《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推許連橫的貢獻與蔡元培、嚴復（1854-1922）、胡適（1891-1962）等人頡頏；（毛一波，1971）
──1974年，連震東捐時價新臺幣六百萬元之華南銀行股票設「連雅堂先生獎學金基金會」，以自己兒子連戰為董事長；（鄭喜夫，1992:209）
──1977年元月28日，臺北傳記文學舉辦連雅堂專題座談會；（id.,211）
──同年2月4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紀念連橫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id.,212）
──同月11日，臺灣史蹟研究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合力於當時之臺北新公園劍花亭內立連橫半身銅像；（ibid.）
──4月10日，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舉辦以連橫為主題的研討會；（ibid.）
──10月22日，臺南市政府與臺南扶輪社合力於臺南市中山公園市立中正圖書館旁立連橫全身銅像，並於館內開連橫生平事蹟座談會；（ibid.）
──1997年5月3日，「財團法人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與教育部顧問室贊助以連橫為主題的「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究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7）
至於連橫的著作刊行，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臺灣通史》，早於1950年前後已「一印再印，火 宣赫全國」，「殆家有其書」，與1920年代問世之初銷售不佳，須刊登減價求售廣告，差別何止霄壤。其他著作或編物，如《臺灣詩集》、《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雅言》、《〔雅堂〕文集》及《臺灣詩薈》的補白餘墨等，至1964年也已經出版齊全，（id.,203-204）且不乏再版或多種版本者，其傳播效果，更遠甚於前述種種，但因項多條煩，不便於本文一一條列，願盡歸文尾附表二。約於這年，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開始出現盜印本的《臺灣通史》，其後且流入重慶南路的大書店，（id.,204）對塑造連橫形象的效果，更難估計。
連橫的形象也在上述一波又一波的塑造下，愈來愈膨脹，如從「《臺灣通史》作者」而「愛國史家」（方豪語），而「臺灣文化界第一人」（林衡道語；林黛嫚， 1996:5引），而「中國近百年史學界的偉人」（張其昀語），而「最偉大的臺灣人」（張其昀語），而「革命先進」（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語），而「民國百人之一」（吳相湘語）。
其生平事蹟也越傳越離譜，如明明光緒28年（1902年）八月他到福州應是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經濟特科鄉試，不第，卻說他「特立獨行，并未參與任何科考」；（毛一波，1971:242）甚至說他「不餐周粟作遺民」、（施景崧語，見鄭喜夫，1992：192）「不應科試，不做清朝的官」、（張其昀語，1955）「恥仕二姓的初衷」「連氏世代奉為家規，迄於民國，皆遵行不誤。」（林文月語，1981:142）
又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已出面具名指證連橫不可能是革命黨人，（黃季陸，1977；李雲漢，1977）周邊人卻仍溢美他是「吾國老民黨」（徐炳昶序）、「加入同盟會」、（1951年起各家初高中國文教科書作者介紹）「參加同盟會」。（連震東語，1977:20）連震東還因此有下引一說，顯然也是一廂情願的推論，目的是強調先人氣節，結果反而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宣統三〔1911〕年辛亥任公（梁啟超，1873-1929）來臺灣時，先父曾往迎接，並於臺北、臺中兩度歡宴，與臺灣詩人頗多唱酬之作，但先父沒有詩文留下，原因是梁為保皇黨，而先父為同盟會，政治立場不同，彼此便有了距離。不過，任公先生曾應先父之請，書二幅相贈。」（ibid.,20-21）邇近甚至還有連橫因張繼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之說，（林黛嫚語，1996:4）更屬妄言。
其他又如櫟社是日治時代全臺著名的大詩社，時人或後人知之者皆多，明明是臺人公認才真堪稱日治時代民族詩人的林幼春（1880-1939）所倡設，（傅錫祺，1992:334）連震東卻往自己先人臉上貼金，稱為連橫所創。（〈連雅堂先生家傳〉語）
另如明明民國初年上海的華僑聯合會是檳榔嶼僑領吳世榮與泗水僑領莊嘯國、巴達維亞僑領白蘋洲等倡設，且經孫中山先生批准才設立者，連橫只曾事後遊大陸期間借住其會址，《民國百人傳》竟至謂連橫首創該會，（吳相湘，1971:374）鄭喜夫慣為連橫美言，修連橫年譜都不敢記此事功。（鄭喜夫，1992： 207）
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臺灣詩薈雜文鈔》，題為「連雅堂著」，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24種。此書實係輯錄各期《臺灣詩薈》之部分文鈔、文存、傳記、遺著、雜錄、詩話、尺牘、紀事。除「紀事」之〈騷壇紀事〉為連橫所撰，其餘諸文俱別有作者，連橫只是間於各文前後略加數行敘言或跋語，題作者為連橫，也名不副實。（id.,205-206）
這些背離史實之處，迥非疏於查證可解，多係存心貼金附麗，甚至有連橫本人即為始作俑者。如1897年，連橫離臺赴上海前有七律四首留別諸友。葉應祥（d. 1897）曾和其七律，中有「問君何事客他鄉，答為功名去梓桑」之句，（id.,28）證以1902年連橫赴福州應試之舉，是乃實話；但1933年連橫舉家內渡舟中所賦七律〈此行〉所謂「飲馬長城在此行，男兒端不為功名」之句，（連橫，1992c：83）即屬造假，且不無刻意自飾以沽譽之嫌，果然日後混淆了祖國人士之視聽。
總之，至此連橫已儼然無德不具，無功不與，也無言不立，成了另一尊「神格化人物」。（吳濁流，1988:138；戴國煇，1979：274）是以 1949年即曾為文直言「有批評糾正之必要」的楊雲萍，再於1977年4月10日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第一屆臺灣研究研討會上忍不住說出下引的一段話：「對於連雅堂的評價，我們也要冷靜、客觀。更不要為某種的『目的』而『利用』他，而用寫『武俠小說』式的態度、文字來『捧』他。這是我誠懇而有點帶悲傷的要求……。」對聽慣且希望繼續聽美言連橫的人而言，楊雲萍這段話不免令人錯愕。本研究卻發現，楊雲萍所發，確為諤諤之言。
結語
連橫一生歷經清朝統治、乙未割臺、日本殖民，並卒於祖國大陸。經歷時變之劇急、罕見其匹。十八歲之前受傳統的舉業教育，一旦淪為異族治民，前途頓失倚靠，實人情之所難堪，從此立身行事，備極艱難，（蔡相煇，1991：9）因而於新治局有所依違取捨，時人並不忍苛責，後人更唯有同情。他雖亦周旋於新治者與御用士紳之間，甚至有歌頌當局之文，寧為御用之舉，致引同胞憤慨，終覺故土不可一日居，而離父祖之地，至少反映他心中尚有是非，非投靠新主求榮祿而一世笑罵由人之輩可比。至於其保存臺灣文獻之功，與考解愛護臺語之心志，則迄無異議，值得感佩。
雖然如此，連橫之民族氣節，只能見於文字之間，而少見於行止，則是事實。或許其心高遠有是非，只格於個性文弱，（蔡相煇，1991:11）實行時難矜持；或許因立身處世難免隨勢俯仰，高潔之志只能出諸詩文，聊供心理補償，卻無濟於中流砥柱。
不過，連橫善於自售，亦是事實。《臺灣通史》文成，自許為「三百年來無此作」，即是一例。此外，或英雄懷抱，或孤臣孽子，或棄地遺民之語甚多，且巧於宣諸祖國人士。尤其「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等語，頗能獲祖國人士之心，方豪就曾說：「此一語也，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方豪，1950a:4）一旦時局鉅變，臺灣成為國府唯一之根據地，連橫詩文更獲危疑政權之青睞，而思有以憑藉，以召喚全臺一致舉力光復大陸之民心。
加以其哲嗣深明愛屋及烏之道理，對祖國人士為乃父隱諱揚善，不遺餘力，甚至在臺人識者之間引致湮滅史證、矇蔽當局之譏（蔣渭川，1962：267- 68）而不惜，其或亦無所懼，蓋當時二二八之禍甫畢，白色恐怖又起，臺民噤若寒蟬，間有異議，也只能聞諸海外，聲少音細，都難達本島。
臺人中幫忙隱諱揚善的，也不限當事人家屬，常見的是日治時代與當事人比肩活躍於日人報紙漢文部或御用臺報《昭和新報》之諸好友，如魏清德、黃純青等。（蔣渭川，1962：268）這些人的動機也不難理解，蓋時局劇變，往日已矣，如何在新世局避禍圖存，甚至干進，依違取捨之間都費思量。宣揚當年同道，也是趨吉避凶之道，何況連橫子嗣新貴，與人為善，正所以與己為善。果然，其中有日後得於省政單位任高職者。相較之下，楊雲萍就顯得是異數，也終究自證為可靠可貴的學者。
楊雲萍前引文（1977）中另有一段話也鞭辟入裡：「在日據時代，是沒有人談連雅堂的，因為多數人是不關心他的，也有一點忌諱。現在不同了，談連雅堂就是愛國，甚至可以用談連雅堂的名義來申請經費，」可見「利用」（楊雲萍語）連橫的，已不限於政權、家屬、同道，尚包括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人；而「目的」（也是楊雲萍語）也就更為個案屬私，難以概論形質了。
如今，連橫哲嗣連震東雖然已矣，卻有令孫連戰在政壇如日中天，且後勢坊間看好，前段所述現象就愈普遍可觀。最近一實例是1997年5月3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與陳百年先生（名大齊，1887-1983）學術基金會主辦「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以連橫為主題，由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贊助經費，所印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7）即排除應邀撰就、且已在現場宣讀的論文〈「余，臺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林玉体， 1997）此舉迥違學術界常規，關鍵明顯在維護連橫既有的形象傳統。可證只要是「利用」連橫的人，不論親疏，甚至陌路，都會維護既有的傳統。這是研究「集體記憶」者之間尚未見提及的現象。
研究「集體記憶」既有的成果，像以藝術家為例，已發現一位藝術家死後聲名之大小，操於他人手上，例如配偶、子女以及親人朋友。（Coser，1992）而人的歷史記憶乃經建構而成，且是依照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或據政治社會現實需要所建構。（Halbwachs，1950）以此論連橫的例子，恰如其說。但本研究的新發現是連橫在不同世代臺灣人的記憶中，形象有天壤之別，此「集體記憶」形成與變遷的過程，見證了子（連震東）以父（連橫）貴的現象，也見證了子既貴之後，反過來父又以子貴。前者本研究稱之為「庇陰」，後者可比稱為「貤封」。這兩種現象先後出現，相輔相成，不只達到榮譽顯貴對流周轉的互惠效果，也達到了互相提攜拔掖的增強效果。此不只見於連橫連震東父子之間，也見於連橫連戰祖孫之間，甚至也隱約見於張其昀與連橫／連震東父子之間， 更甚至還見於連橫與國府治下的黨國機器之間，因而既經建構的記憶傳統乃更穩固。
尤值注意者，連橫此例，並非連橫單純受「利用」，連橫本人就是「利用」他人（如張繼）、「利用」祖國人士意識感情（如華夏宗邦與炎黃種姓之思）的始作俑者。這也似乎是此領域既有的研究尚未見分析探索之點。
即因連橫父子是始作俑者，國府名為「利用」連橫，實質言，卻也「被利用」，所以，日治時代臺人中不乏文行相副、深具民族節操之人，反而未被選為表彰和塑造歷史記憶的憑藉。這種結果，也使得國府打造的一尊本土神像，靈驗可疑，未能招得全民膜拜，踴躍奉獻信心，因新的記憶傳統仍受固有的記憶傳統威脅。盧修一會從新記憶傳統的維護者幡然改為鄙斥者，就是顯例。此乃「集體記憶」構築過程「條件」影響「功效」的課題，既有研究也似乎未見相關探討。
從上述種種例證分析連橫的原貌和變貌，也再次證明了為解釋或服務現實情勢而催生的〔集體〕記憶，不只是經選擇的、憑詮釋的，而且也經常是創造扭曲的。（王明珂，1993）戰後臺灣世代對連橫的集體記憶，主要受中學教科書影響，也證明了既有的發現，即所謂「每代人的集體記體，主要還是受到年輕時代生活經驗的影響。」（Coser，1992）至於創造、維護或增強連橫記憶傳統的過程所憑藉的媒介表現，一如前述，豐富而多樣，遠甚於既有研究成果所指摘的。（王汎森，1993）
附錄：
表一：各版中學教科書收錄連橫作品與介紹作者概況
初（國）中部份 ※為本研究對各版書處置連橫作品或「作者介紹」之按語
1950年12月
華國出版社印行《華國初中國文》第六冊第十三課節錄連橫撰〈邱〔丘〕逢甲傳〉。
※「作者介紹」平實。
1952年
臺灣啟明書局印行《初中國文教科書》第三冊詩歌一收連書〈此行〉、〈柴市謁文信國〉兩詩。
※ 介紹作者「入同盟會」溢美。
1962年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印行《標準本初中國文》第五冊第十三課節錄連著〈邱〔丘〕逢甲傳〉。
※ 平實。
1968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印行《標準本國民中學國文》第六冊第十八課節錄連著〈丘逢甲傳〉。
※ 平實。
1971年1月
國立編譯館編審《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改節錄連著〈丘逢甲傳〉於第六冊「閱讀舉隅」第三篇。
※ 平實。
高中部份
1951年1月
正中書局臺初版《高中國文》（高明編）第二冊第十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介紹作者「入同盟會」溢美、另有褒辭「在臺辦報，暗倡民族思想」、「保存臺灣文獻極多」。
初版年月無可查（約1951-1953）
（1955年3月三版）
復興書局印行《高中國文》（戴君仁、許世瑛編選）第二冊第十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同上。
初版年月無可查（1958年9月四版）
世界書局出版《高中國文選》（楊家駱編著）第二冊第十課收張其昀〈臺灣精神〉；第五冊第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於同時並行各本中對連橫介紹最多。
1953年6月
華國出版社初版《華國高中國文》（陸鐵乘、李曰剛編）第五冊卅四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作者介紹」約同正中、復興本。
1954年2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潘重規主編）第二冊第十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大量增加，如「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加入同盟會」；「保存臺灣文獻甚富」；任職《臺澎日報》、《臺南新報》。
（1974年1月三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二冊第九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又再增加，如「憂國愛群，感慨良深」、「表彰鄉梓，發揚民族精神」。
1975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二冊第十五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刪除一整段表彰連橫史著詩文反映其華夏鄉邦種性之思的褒文：「氏不但長於史乘，而詩文並茂。生於否阨流離之際，涉歷山川都邑，多見聲華文物之盛衰，憂國愛群，感慨良深；於是崛起榛蕪，發諸詞章，無不言之有物。其詩固激昂豪宕，其文則嚴謹審慎，尤以表彰鄉梓，發揚民族精神，以子長、孟堅之識，為船山、亭林之文，炯眼卓識，每多啟人深思之處，甚可貴也！」
1986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二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改置第二課；對連橫介紹部份略有刪減。
1990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二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增加「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復主臺南新報漢文部」。
1993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改移置開冊第一課。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典藏各版中學教科書
表二：連橫著作及相關出版的印行資訊
1920/11/5
《臺灣通史》上冊發行。連橫於臺北市大稻埕設「臺灣通史社」為發行所，自兼發行者。
12/27
《臺灣通史》中冊發行。
1921/4/28
《臺灣通史》下冊發行。
1921/6
臺灣通史社印行《大陸詩草》，是連橫第一部詩集，也是他生前出版之唯一詩集。
1946/1
重慶版《臺灣通史》殺青，分上下兩冊。（刪除六位日本權要之序或題文，存序與內容亦略有刪增，並新增徐炳昶、張繼序。）
1947/3
上海版《臺灣通史》出版。
1950/6
《臺灣通史》已一再重印，顯赫全國。
7/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詩乘》上卷，列為該會臺灣叢書學藝門第一種。
8/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續出《臺灣詩乘》下卷。（書末附連震東新編之〈連雅堂先生年表〉。）
1953/9/30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臺南文化》3卷2期，重刊連橫撰〈臺南古跡志〉全文。
1953/11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抽印〈臺南古跡志〉出單行本。
1954/10/10
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出版連書《劍花室詩集》。（林熊祥〈書後〉至許其至大至剛之氣，為「吾臺有詩以來未之嘗見也。」）
1955/8
為紀念連橫逝世20周年，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臺灣通史》。（為戰後本書在臺首次重印，原刊本日人題字及序文悉數刪除。）
1956/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彭國棟《廣臺灣詩乘》，輯《臺灣詩乘》所未收而見於前人別集、方志、及《臺灣詩薈》各期之有繫臺灣之詩，年代自中唐迄民初，不錄生人作品，體例一準《臺灣詩乘》（林熊祥有序云：「…今為匡復基地，可謂連子標揭我文化精華以示夷，彭子宏揚我民族正氣以攝匪。連子之功經久乃見，彭子雖為賡作，所以鼓舞人心，振作士氣，適以資當世之用，而啟中興雅頌之先聲，其為功豈淺鮮也哉！」）
1957/8
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臺灣語典》。
1958/3/1
臺南海東山房出版完全本《雅言》。
1960/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排付印《臺灣詩乘》，列為該行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以後至1963年3月，期間並陸續印行連橫其他遺書。
1962/1
臺北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研究連橫的第一本專書《連雅堂詩詞評介》，作者是李嘉德。（李嘉德原立志撰《連雅堂評傳》一書，且得連震東助益，此書為原擬書的第一章，因不及等待，先行付梓。）
1964
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開始出現盜印本《臺灣通史》，其後且流入重慶南路之大書店。
1965/11/12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革命先烈先進傳》，收連震東撰〈連雅堂家傳〉，附錄梁容若撰〈連雅堂先生的生平〉入下集《革命先進傳》。
1965/12/1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臺北文獻》10、11、12期合刊號，載劉建仁編〈臺灣語典音讀索引〉。
196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臺灣詩薈雜文鈔》，題為連橫著，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24種。（此書係輯各期《臺灣詩薈》〔連橫生前主編〕之部分文鈔、文存、傳記、遺著、雜錄、詩話、尺牘、紀事。除「紀事」之〈騷壇紀事〉為連橫所撰，其餘諸文俱別有作者，連橫只是間於各文前後略加數行敘言或跋語，題作者為連橫，名不副實。）
1971/1/15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吳相湘所著《民國百人傳》收連橫為民國百人之一。
10/10
私立中華學術院印行《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收毛一波所撰〈連橫之一生〉。臺灣中華書局承命中央，印行《臺灣先賢集》八鉅冊，以慶祝建國六十週年，第八冊是《連雅堂先生集》。
1973/4
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再版發行《臺灣語典》。
6/15
臺北祥生出版社影印臺灣通史社原刊本《臺灣通史》。
1974/1
連震東出版《雅堂先生餘集》，免費分贈親朋故舊及函索者。
3/12
鄭喜夫編完《連雅堂先生年譜初稿》。
1975/5
臺北臺灣時代書局影印發行臺灣通史社原刊本《臺灣通史》，九月再版。
1975/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再版《臺灣詩乘》。
1976/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通史》。
1976/10
連震東捐資印行《雅堂先生集外集》。
1977/1/28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臺灣通史》，七月再版。
10/25
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連橫外孫女林文月所著《青山青史─連雅堂傳》，列入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1978/2
臺北眾文圖書公司出版《臺灣通史》。
1978/6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第三版印行《臺灣通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鄭喜夫編撰之《連雅堂傳》，列為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
資料來源：鄭喜夫，1989 & 1992；張其昀，1988。
表三：連橫子息暨關鍵影響人物等之職權演變概況
1946/1/16
子連震東代理臺北縣縣長兼建設局長。
2/16
連震東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
5/2
連震東任臺灣省參議會祕書長。
10/31
連震東當選臺北市制憲國代。
12/14
財政部派連震東為臺灣銀行董事。
1947/6
連震東應聘為臺灣省公產公物整理委員會委員。
1947/7
連震東任臺灣工礦公司董事。
8/25
連震東應聘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委員。
此月起連震東另任本省學產委員會委員。
10/15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委員，後亦兼總務組長。
11/24
連震東當選第一屆國代。
1948/6/14
連震東兼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顧問。
1949/6
張其昀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祕書組主任，並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員兼第一組（教務）組長。
1949/8
連震東兼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0月28日起，並代理主任委員。
12/28
連震東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土地處處長。
1950/3/1
張其昀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
4/7
連震東應聘為行政院參議
8/5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張其昀任委員兼祕書長，連震東也廁身16位委員之中。
1951/9/18
連震東兼中華日報社董事長。
1952/10/30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五組（社會工作）主任。
1953/4/15
連震東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54/6/4
連震東調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
1954/7
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
1955/10/9
連震東獲聘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7
（孫連戰畢業於台大政治系。）
1958/8
張其昀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59秋
張其昀專任國防研究院主任。
1960/5/30
連震東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內政部部長。
1961
（連戰得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1962
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隔年大學部15個系奉准招生，易名為中國文化學院。
1962/11
張其昀致函連震東，託代為籌款，以供中國文化學院用項。
1963/11/22
連震東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
1965/3/1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常務董事。
1965/8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65/9
（連戰與方瑀在美國芝加哥結婚。）
（連戰得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連戰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966/3/10
連震東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常務委員。
1966/5
連震東卸內政部部長職，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連戰任美國康涅迪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966/8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68
（孫媳方瑀獲美國康涅迪克大學碩士學位。）
1968/9
連震東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哲士。
1968/9
（連戰返國任國立臺大法學院政治學系客座副教授。）
1969/4/8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
1969/4/9
連戰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
1969/9
（連戰奉派出席第24屆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
（此年，連戰本職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客座教授。）
1969/10
連震東再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0
（連戰出任臺大政治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8/1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1/1
連震東應聘為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名譽理事。
1971/8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5/2
連戰奉派為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1976/3/10
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致函連震東，申謝贈書1,323種。
1976/6
連震東因病奉准辭卸行政院政務委員，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1/17
連震東連任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並任會議主席團主席之一。
連戰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1/24
連戰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
1978/6/14
連戰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
8/3
連戰調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此年方瑀應聘為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講授〈文學評論〉。）
1979/8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委員。
1980/3/4
張其昀、連震東獲聘為總統府資政。
1981/12/1
連戰調任交通部長。
1983/11/15
連震東復書張其昀，表明願意接受中國文化學院贈授榮譽博士學位。
1984/2/15
連戰獲選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大全會中央常務委員。
4/18
教育部函復中國文化大學，准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連震東，惟因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健康惡化，連震東又苦於二豎之侵，遂遷延未果。
1986/12/1
連震東過世。
1987/4/22
連戰接任行政院副院長。
1988/7/20
連戰調任外交部長。26日就任。
1990/6
連戰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1993/2
連戰接任行政院院長。
1996/3/23
連戰當選中華民國第九任副總統，並於同年5/20日宣誓就職。
資料來源：鄭喜夫，1989 & 1992；林黛嫚，1996；《聯合報》1996/3/24。
參考書刊目錄
中文部分（依筆畫順）
凡夫〔葉榮鐘〕（1975年10月）：〈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3：66-69。
毛一波（1971）：〈連橫〉。收《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頁240-58。臺北：中華學術院。
天南（1930年3月8日）〈敬告通史先生〉。《臺灣民報》303號，頁7。
王世慶（1991a）：〈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15-79。臺北：林本源基金會。
（1991b）：〈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71-114。
王汎森（1993年11月1日）：〈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40-49。
王明珂（1996年10月）：〈臺灣與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失憶〉。《歷史月刊》105：34-40。
（1994年9月）：〈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3：119-40。
（1993年11月1日）：〈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6-19。
王國璠（1977；影印重編）：《臺灣詩薈》。1-22號。全二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王楙（1151-1213）（1965）：《野客叢書》。見商濬（編）：《稗海》。收《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
王詩琅（1991）：〈李騰嶽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207-26。
（1979a）：〈日據時期臺灣總督人物表〉。《臺灣人物表錄（論）》。甲篇，頁291-93。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八。高雄：德馨室出版社。
（1979b）：〈新文學、新劇運動人名錄〉。《臺灣人物表錄（論）》。乙篇，頁1-19。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八
（1979c）〈詩意閣〉。《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頁229-35。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三。
方豪（1977）：〈我對連雅堂先生的瞭解〉。《傳記文學》30.4：26-28。
（1951年1月1日）：〈臺灣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抗日的回顧〉。《自由中國》4.1：9-11。
（1950a；12月27日）：〈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文獻專刊》1.4：1-4。
（1950b；6月29日）：〈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臺灣新生報》，頁4。
（1950c；6月28日）：〈連雅堂先生之生平與著作〉。《臺灣新生報》，頁5。
（1950d；5月1日）：〈臺灣儒宗連雅堂先生〉。《中國一周》，創刊號，頁13。
（1950e；5月）：〈臺灣通史藝文志訂誤述例〉。《臺灣文化》6.2：57-59。
（1950f；2月6日）：〈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進步論壇》2.2。
米山生（1930年3月8日）：〈與臺灣通史著者先生書〉。《臺灣民報》303號，頁7。
朱元鴻（1992年12月）：〈實用封建主義：集體記憶的敘事分析─以1949年後中國大陸為參考〉。《中國社會學刊》16：1-23。
地北生（1930年3月22日）：〈連雅堂氏豈學古之韓信歟？〉。《臺灣民報》305號，頁7。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吳相湘（1971）：〈連橫關心民國史〉。《民國百人傳》。冊一，頁371-80。臺北：傳記文學社。
吳濁流〔吳建田〕（1988）：《台灣連翹》。鍾肇政譯。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樹海（編）（1963）：《欽定大清會典圖事例》。24冊。臺北：啟文。
李明輝（1995）：《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
李雲漢（1977年6月）：〈連雅堂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學報》創刊號，頁111-25。
李筱峰（1996）：《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
何家驊（1991）：《民國名人生卒年表》。香港：現代中國研究社。
林文月（1981）：〈愛國保種為己任的連雅堂〉。《遙遠》。頁141-57。臺北：洪範。
（1977）：《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林元輝（1996）：〈林呈祿與日治時代臺灣本土的新聞事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林玉体（1997）：〈「余─臺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政治大學。
林柏維（1993）：《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
林淑華（譯）（1998）：〈李春生小傳〉。《中國文哲研究通訊》7.4:147-49。
林衡道（口述）（1996）：《林衡道先生訪談錄》。林秋敏紀錄整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1991）：〈蔣渭川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93-206。
林黛嫚（1996）：《我心永平─連戰從政之路》。臺北：天下文化。
洪炎秋（1977年4月1日）：〈三代通家，一面未謀〉。《傳記文學》30.4：25-26。
胡殿鵬（1925a；7月15日）：〈寧南詩草序〉。《臺灣詩薈》19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本）：《臺灣詩薈》。下：437-39。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25b；6月15日）：〈復雅堂〉。《臺灣詩薈》18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本）：《臺灣詩薈》。下：414。
班固（32-92）（1965-？）：《漢書》。收《武英殿本二十五史》。冊3-4。臺北：藝文印書館。
莊永明（1987）：〈「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收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冊三，頁27-49。臺北：自立晚報。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1997）：《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連橫》。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
張其昀（1988-1991）：《張其昀先生文集》。25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國文化大學。
（1957年11月）：〈紀念林獻堂先生〉。《政論周刊》149：12。 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553-54。
（1955年6月29日）：〈臺灣大儒連雅堂先生〉。《臺灣新生報》。另載《政論周刊》149（1957年11月）。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485-89。
（1950a；7月2日）：〈臺灣精神〉。《中央日報》。一稿多投，不便備列。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490-95。
（1950b；2月8日─10日）：〈臺灣文化之骨幹〉。《中央日報》，頁3暨《臺灣新生報》，頁6。一稿多投，不便備列。後改題為〈臺灣史綱〉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四，頁1644-59。
張易、黎澤霖（1983）：《臺灣省志稿．教育志．文化事業篇．新聞事業章》。臺北：成文出版社。
張炎憲等（編；1987-1990）：《臺灣近代名人誌》。全五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陳其昌（1930年3月8日）：〈連雅堂氏不是民眾黨員〉。《臺灣民報》303號，頁7。
陳芳明（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1）：《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臺北：前衛出版社。
陳鏡秋（1930年3月15日）：〈讀連雅堂氏臺灣阿片特許問題〉。《臺灣民報》306號，頁7。
連震東（1983）：《震東八十自述》。臺北：私人出版。
（1977）：〈先父生平事蹟略述〉。《傳記文學》30.4：17-22。
連橫（1992a）：《雅堂先生家書》。收《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b）：《雅堂先生集外集》。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92c）：《劍花室詩集》。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60）：《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25年6月15日）：〈花叢迴顧錄〉。《臺灣詩薈》18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臺灣詩薈》。下：396。
黃季陸（1977年4月1日）：〈連雅堂先生與祖國革命之關係〉。《傳記文學》30.4：32-33。
黃昭堂（1989）：《台灣總督府》。黃英哲譯。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
黃富三（1991）：《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基金會。
黃靜嘉（1959年3月27日）：〈日據下之臺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臺灣文獻》10.1：61-137。
葉榮鐘（1985）：《臺灣人物群像》。臺北：帕米爾書店。
（1971）：《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
傅錫祺（1992重印）：〈櫟社沿革志略〉。收《鶴亭詩集》。下：333-68。臺北：龍文出版社。
楊雲萍（1981）：《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7年12月）：〈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臺灣風物》27.4：8-10。
（1954）：〈連雅堂傳〉。收《臺灣文化論集》。頁309-16。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2年5月26日）：〈詩人連雅堂〉。《中國一周》109：3。
楊肇嘉（1968；二版）：《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
楊錦麟（1993）：《李萬居評傳》。臺北：人間出版社。
漢人〔黃玉齋〕（1925）：《臺灣革命史》。上海：泰東書局。
廖俊傑（1981年元月）：〈悼方豪教授〉。《傳記文學》38.1:64。
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9月15日）：〈本會記錄〉。《臺灣文化》1.1:28-31。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3月2日）：〈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頁4。
《臺灣民報》（1930年3月22日）：〈文士們的正義觀念！〉。305號，頁22。
鄧孔昭（1991）：《臺灣通史辨誤》。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潘志奇（1957）：〈臺灣之社會經濟〉。收《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特徵》。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蔡相煇（1992）：〈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出《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頁207-22。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91）：〈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知識分子的良心》。頁9-26。臺北：文訊雜誌社。
蔣渭川（1962）：〈蔣渭川政壇回憶錄〉。收陳芳明（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207-316。
鄭喜夫（1992）：《連雅堂先生年譜》。收《連雅堂先生全集》。附錄一。
（1989）：《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8）：《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盧修一（1966）：〈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研究部政治學門碩士論文。
謝秋涵（1985）：〈我的父親謝南光〉。《台聲》5：9-11。
謝德錫（1987）：〈帳房出身的理財家─許丙〉。收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冊三，頁115-28。
簡炯仁（1991）：《台灣民眾黨》。臺北：稻鄉。
蘇新（1993）：《憤怒的台灣》。臺北：時報文化。原刊本是莊嘉農〔蘇新〕（1949）：《憤怒的臺灣》。香港：智源書局。
日文部分（依筆畫順）
三省堂編修所（1990）：〈日本人名事典〉。東京：三省堂。
小森德治（1928）：《明石元二郎》。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園市藏（1916）：《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局。
伊能嘉矩（1904）：《領臺始末》。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林進發（1932）：《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
（1929）：《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
原房助（1925）：《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
高濱三郎（1936）：《臺灣統治概史》。臺北：新行社。
楊雲萍（1937）：〈一つの追憶〉。收西川滿（編）：《愛書》10。臺北：臺灣愛書會。
《臺灣商報》（1898年12月20日/1899年1月2日/1899年1月14日）：〈商業立志篇．李春生〉。
臺灣新民報社（1937）：《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調查部（1934）：《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16）：《壽星集》。臺北：臺灣總督府。
劉明修（1983）：《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謝春木（1931）：《臺灣人の要求》。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1930）：《臺灣人は斯く觀る》。臺北：臺灣民報社。
戴國煇（1979）：《台灣と台灣人─アィ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
鶴見祐輔（1943）：《後藤新平傳─臺灣統治篇》。東京：太平洋協會。
鷲巢敦哉（編）（1939〔一刷〕；1995〔二刷〕）：《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一刷〕；南天書局〔二刷〕。
英文部分（依字母順）
Coser, L.A. (1992) Introduction: Mauice Halbwachs (1879-1945). In Lewis Coser (ed. &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Pp.1-3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bwachs, M. (1950)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J. Ditter, Jr. & V.Y. Ditte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1996)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P.
Jacobs, J. B. (1990). 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1937-1945: The origins of Taiwan’s “half-mountain people” (banshan ren). Modern China 16.1: 84-118.
Kerr, G. H. (1974).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UP of Hawaii.
Lowenthal, D. (1990)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Boston: Unwin Hyman.
Mann, A. (1962) The progressive tradition. In 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Pp.157-79.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wartz, B.(1990)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81-107 London: Sage.
.(1982)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 374-402.
Wachtel, N.(1986) Memory and history: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2.2: 207-24.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ien Heng: Its Original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Lin Yuan-huei
ABSTRACT
Lien Heng（1878-1936）, author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is remembered by the postbellum generations in this island as a patriotic historian, a national poet, a scholar of integrity, and other kinds of honorable person.
But the prewar generations had a different memory. Some might say by euphemisms that Lien was a precious historiographer although he was also an opium addict; he used to stand by his people but later catered to the colonizer authorities. Another would satirize Lien for frequently taking a noncommittal stance. The other would rebuke him as but a colony government hack. But the most stunning vituperation is that Lien was a traitor. In the last case, Lien was depicted as being servile to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and stymying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s launched by his countryfellows. He was ostracized from the Taiwanese circles to the extent that "even a dog or a pig would spurn him." As a result, he had to move to mainland China in 1933 to seek new recourse where he died three years later.
However, people in China appreciate him after reading his works. They, of course, had hardly chance to check his behaviors in homeland i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and Taiwanese collaborators. Aft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jeopardiz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found nowhere to go but withdraw to Taiwan in 1949, the unsettled government needed the islanders' supports. One of its expedients to ensure local underpinning is to give public praise of Lien Heng, for the sake that Lien was deemed by the mainlanders as a has-been with native origi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n ethnic loyalist to the Chinese. By doing so, the Nationalist authorities expected that it would conduce to appeal for the so-called "Taiwan spirit" in backing the task of recovering the lost mainland.
Lien Heng was acclaimed by all means, including a public tribute from the president, meetings, speeches of eulogy, poems and hymn composition, exhibitions, biographies and memento books compiling, sweepingly reporting, memorial buildings, statues making, commemorative foundation and scholarship, collection and frequent reprints of his writings, seminars, conferences, namesakes in public resorts, selected readings of his works and commendation in high school texts, and etc. Students of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s were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sit in for speeches instilling the ideas that Lien Heng was "the greatest Taiwanese" and a single cop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wa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trength combinat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The teachers-to-be were also urged to take Lien Heng as an optimal model.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process, all pernicious records of Lien Heng were eliminated, diluted or sanitized, while many of his praiseworthy credits were exaggerated, to the extent that historical facts were audaciously twisted. In the long run, a sacrosanct Lien Heng was forged. Almost no virtue, merit and doctrine he had not fulfilled
In this process, both the "protection effect" and "patent-transferring effect" were witnessed between Lien Heng and his son Lien Chen-tung, Lien Heng and his grandson Lien Chan, Lien family and Chang Ch'i-yun, the most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stature of Lien Heng, Lien Heng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r even Lien Heng and whoever used Lien's icon.
Nonethel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ien Heng" is next to perfectness. Some old ill memories about him still exist in private literature. They would any time expose and threaten the credibility of current remembrance.
Keywords： Lien Heng, collective memory,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patriotic historian, hack writer, protection effect, patent-transferring effects.
( 1998.06.29 )
(http://www.southnews.com.tw)
故全文轉錄於此。敬請林元輝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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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
林元輝/政大新聞系教授
中文摘要
戰後世代的國人對連橫（1978-1936）的記憶是《臺灣通史》作者、愛國史家、民族詩人、有節操的臺灣史作者、富民族大義的學者等等不一而足。要之，皆屬正面印象。
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觀感迥然不同。客氣的謂其為「舊學中不可多得之士」、堪稱「煙霞〔鴉片〕中之達人」，但「前者忠於民，今者阿於官」；有的稱其為「慣作模稜兩可的文人」；不客氣的謂其為「御用文人」，「不顧同胞利害，甘心為官方利用，久中阿〔鴉〕片毒，良心也麻醉了」、「替日本人做皇民化運動的宣傳工具、專門打擊民族革命的文化漢奸」；甚至有人說他是「臺灣民眾的叛徒」、「狗彘羞與等偶」等。因而連橫在臺民中幾無立足之地，後來嗒然舉家西渡祖國， 1936年客死上海。
祖國人士只讀其文，未驗其行，因而對連橫及其著作評價頗高。國府遷臺後，更因局勢危疑，須全島一心，所以表彰連橫，不遺餘力，因連橫主張「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愛我祖國，保我華族」。也即看好其「民族氣節」對感召臺民、刺激「臺灣精神」，以助光復大陸的效益。
表彰連橫的方法豐富而多樣。從總統下褒揚令、執政黨文化界大老發動屢開紀念大會、致辭、賦詩、作紀念歌、辦紀念文物展、立傳、編紀念集、報章雜誌出特刊大登紀念文章、蓋紀念建物、塑像、國家重要公眾場所以連橫字號命名、設紀念基金會頒獎學金、編全集、一再重印其著作、開紀念座談會和學術研討會，尤其於中學教科書選錄連橫作品和介紹作者，規定學子精讀，並對師範體系大專應屆畢業生演講，強調連橫的「民族氣節」，灌輸連橫是「最偉大的臺灣人」和「一部《臺灣通史》勢力超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云云，呼籲以師道自任者應以連橫為楷模。
宣揚過程或隱諱揚善，或溢美附麗，或背悖史實，致其形象不斷膨脹，儼然無德不具，無功不與，無言不立，造神痕跡明顯。
如此過程也見證了「庇陰」與「貤封」兩種現象，可見於連氏父子之間、連氏祖孫之間、掖助的權要與連氏父子之間、執政的黨國機器與連橫之間，以及任何役用連橫者與連橫之間。
但塑造「集體記憶」，功效攸關條件。連橫仍有不利條件，以致舊記憶仍可威脅新記憶，唯其勢迄仍零星偶然。
前言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臺灣省臺南縣人。清光緒四年（西元1878年）生，民國25年（西元1936年）卒，年五十九。
連氏原籍福建龍溪，清初遷臺，世為臺灣望族。年十三，就傅讀書，其父以兩金購《臺灣府志》授之曰：「汝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因發憤撰《臺灣通史》，冀補舊志之缺。中日甲午之戰，清軍敗績，簽訂《馬關條約》。先生時年十八，目睹亡國之痛，又遭父喪之悲，奉諱家居，始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光緒 23年（西元1897年），先生赴上海、南京，原擬入新學堂肄業，旋奉母命回臺成婚。次年主持《臺澎日報》漢文部（後改為《臺南新報》）。二十八年挈眷返國，三十一年日俄戰後，憤清政之不修，創辦《福建日日新報》於廈門，加入同盟會，鼓吹革命，以言論激烈，報館旋為清廷查封，被迫歸臺，復主《臺南新報》漢文部。民國肇建，自日本歸上海，旋至北平，入國史館任職，得盡閱中所藏臺灣檔案。民國三年返臺，發篋出書，積稿盈尺，整理稽考，每至夜闌始息，如是三年，而《臺灣通史》告成，又二年付梓。民國22年，舉家遷上海，25年病歿。著作除《臺灣通史》外，尚有《臺灣語典》四卷、《臺灣詩乘》六卷、《劍花室詩集》、《文集》、《大陸遊記》等。又校訂有關臺灣著作三十八種為《雅堂叢刊》，保存臺灣文獻，其功至偉。
上引的是最新版《高中國文教科書》第四冊第一課〈臺灣通史序〉前的作者介紹。今日多數國人對連橫的記憶不外乎此。筆者曾於教學之隙隨機抽問堂上大學生，也曾隨機請問四、五十歲左右的同事友人，所得答覆，除得上引介紹梗概外，又多「民族詩人」、「抗日大詩人」、「愛國史家」、「有節操的臺灣史作者」、「富民族大義的學者」等類認知。
筆者近年致力於臺灣日治時代報業史的研究，耽溺於涉獵當時史料。積漸累知，意外發現當年臺灣父老對連橫的印象迥然不同。
歸納之，其風評包括：
「煙霞〔鴉片〕中之達人」、（陳鏡秋，1930）
「不顧同胞利害，甘心為〔日本〕官方利用，久中阿〔鴉〕片毒，良心也麻醉了」、（米山生，1930）
「御用學者」、（劉明修，1983：170）
「御用文人」、「受某〔日本官〕方利用而作違良心之毒文」、「為一人之小我，而忘了子孫百年大計」、（地北生，1930）
「慣作模稜兩可的文人」、（《臺灣民報》305：2）
「混賬在我們〔民眾黨員〕之列」、（陳其昌，1930）
「朝三暮四，狗彘羞與等偶」、（天南，1930）
「替日本人做皇民化運動宣傳的工具，專門打擊民族革命的文化漢奸」、（蔣渭川〔1896-1975〕，1962：267）
「臺灣民眾的叛徒」；（吳濁流〔1900-1976〕，1988:138；戴國煇，1979：274）
間亦有好評者，如「『焉之乎也者』的能手」、（米山生，id.）「素來主張保護臺灣文獻」、「吾臺古漢學者中，能不以骨董自許者」、（天南，id.）「有心世道的篤學家，舊學中不可多得之士」，（陳鏡秋，id.）但這類好評卻有但書：「前者忠於民，今者阿於〔日本〕官」；（ibid.)甚至連其最交好的同鄉詩友胡殿鵬為其著作《寧南詩草》撰序，也諷刺說：「寧南為臺灣首善之區，三百年詩文充汗……近代卓越如連子，旗鼓騷壇，著作如林，其亦可謂三百年文獻中之秀者歟！然而海桑身世，為時屈、為地屈、為名與利屈，則其人品、文品、詩品亦為一變，有心文獻者無不為連子惜，並為寧南人惜……」（胡殿鵬， 1925a:438）
這是怎麼一回事？筆者本無研究連橫之志，此意外發現卻太迷人了，不得已分心一番追究。結果，發現連橫是分析集體記憶變遷的上好案例，是以草就此粗文，共襄本學會今年年會論趣。
一
乙未（1895）年6月2日晚上九時，清朝負責移交臺灣給日方的全權代表李經方（1855-1934） 連登陸臺灣都不敢，躲在淡水外海「公義號」德籍船上簽署〈臺灣受渡公文〉，同意臺灣即刻由日方接收。李經方一與日方換文完畢，立刻起錨離去。（伊能嘉矩，1904）
此刻，連橫正好十八歲。往後數月，臺灣島上從北到南，很多民眾為保衛家園而戰，島上是實如字義的「喋血山河」。連橫則於日軍入臺南前，已內渡中國大陸「走〔日本〕番仔反」，（鄭喜夫，1992：27）隔年亂息，才從福建回臺南。從此，他與絕大多數臺灣人一樣，淪為異族治民。
前此十八年，他受傳統的舉業教育，讀書赴考求中舉出仕是唯一的人生目標，此後儼然已失倚靠。殊不知他適應變局很快，1899年6月（農曆五月），日人在臺南創刊《臺澎日報》，（原房助，1925：35）連橫即入該報社漢文部任主筆，並加緊習日文。（鄭喜夫，id.）
連橫在《臺澎日報》（後改組為《臺南新報》）的日常工作是編刊漢詩與古文。這些詩文，有抒情，有酬唱，也不免有議論。抒情詩文不外感歎時局命運，但僅止于吟詠私情，不及議論。議論的作品，則僅限于殖民統治者心目中的善意言論，常見的是呼籲保護古蹟、文獻、耆宿等。酬唱則往往有配合殖民統治方針者，如 1899年11月5日，第四任（1898.2.26-1906.4.11）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在臺南兩廣會館開「慶饗老典」。事前當局利用《臺澎日報》漢文欄發起徵詩，連橫撰〈歡迎 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1899；1992b：168）其文如下：
將進酒，公飲否？聽我一言為啟牖：臺疆屹立大海中，東南鎖鑰宜堅守。干戈疫癘繼凶年，天降災殃無奇偶；若推而納之溝中，萬民溺矣宜援手。我公秉節蒞封疆，除殘伐暴登仁壽，揚文開會集英才，策上治安相奔走。王事鞅掌已靡遑，又舉南巡施高厚；福星光照赤崁城，冠蓋趨蹌扶童叟。俯察輿情布仁風，饗老筵張隆壽耇；尤祈恩澤遍閭閻，保我黎民無災咎。善教得民心，善政歌民口；勳猷炳烈銘旂常，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同不朽！
這種以殖民統治者殺戮自己同胞之舉為「除殘伐暴」，許之為布仁風、施恩澤，壯之為勳猷炳烈，教人難以想像日人敗後，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他又能以「愛國詩人」、「愛國保種的大史家」等節名令譽震其同胞耳鼓！
議論還有他例，如1900年秋天，連橫在《臺南新報》開「赤城花榜」，遴選歡場十美，撰〈花叢迴顧錄〉。（連橫，1925）這類標舉煙花名妓的文字，也不犯日本的治臺方針，但與日後國府治下歌頌連橫時時以「愛國保種」為念的說法卻忒鑿枘。
查連橫一生的職業，除漫遊中國大陸數年（1905-1906；1912-1915；1926-1927）及自營雅堂書局兩年（1927-1929），絕大部份時間均任職於日人所辦之報紙。像在《臺南新報》（含《臺澎日報》）共約十三年，在臺中的《臺灣新聞》約四年（1908-1912）；要不然即為御用臺商所僱，如1919年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1888-1948）聘，為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文牘之秘書。（鄭喜夫，id.）漫遊中國大陸期間，前期雖偶得與維新黨人交接，後期亦偶得與革命黨人來往，而賦詩撰文慣作孤臣孽子與英雄懷抱語，易引人同情側目，但返臺後，卻一味周旋於日人與御用紳士之間，如1916年第六任（1915.5.5-1918.6.6）臺灣總督安東貞美（1853-？）令各廳設筵張樂款待長壽者，連橫又為賦〈慶養老典〉五律一首；（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16）1918年，《臺灣通史》稿成，他也分請《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日人尾崎秀真（b.1874）、《臺南新報》主筆日人西崎順太郎為其撰序，乞當任（第七任，1918.6.6-1919.10.24）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1864-1919）為書題辭。新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上任（第八任，1919.10.29-1923.9.2），併及臺灣銀行「頭取」（董事長）中川白雲履新，他都託關係丐書題辭。（id.,89、90、94、97）
1920年9月復乞序於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1875-1957），惹來下村宏幾行寓辱於褒的傲辭：「……竊以唐巡撫獨立倡亂之事，實非所以忠於清朝、仁於臺疆；愆義喪理，蒙昧殊甚，與鄭氏護持明朝殘局者，全異其選。惟以我朝〔日本〕視之，則勝國游魂，寧為可憫耳，狂暴何咎？……」（id.,94- 95引）後當局還使人強令改書中〈獨立紀〉篇名為〈過渡紀〉，然連橫似乎也不以為忤，還自解為得免警吏留難，有助於發行而洋洋自得。（id.,97）
1923年4月，日本皇儲裕仁（1901-1989）來臺，總督府當局令各界組武陣、藝閣遊行至其旅邸表敬，並供觀賞。連橫又獻臺灣故事，擬定十題，裝詩意閣，如用李茂春事，為李春生（1838-1924）家作《逸士種梅》；用吳鳳事，為林熊徵家（林本源）作《通事成仁》；用辜婦媽事，為辜顯榮（1866-1937）作《節婦訓子》。（鄭喜夫，id.,102）但李、林、辜等人正是當時有民族氣節的臺灣人公認為御用紳士之尤者。
即使他在臺北自營雅堂書局，標榜不賣日文書籍文具，但卻又代理臺灣總督府採購有關南方資料的漢文書籍業務，（洪炎秋，1977:26）成為御用書店。
連橫這類行徑，落在至友胡殿鵬眼裡，大概無不值得痛惜。（蔡相煇，1991）所以1924年連橫將其十年來所為詩，集為《寧南詩草》，函請胡為作序，胡遲遲不肯動筆，至次年四月，才復書說：「前書索序，遲遲未發，以兄多年交誼，又屬社友，未可突唐西施，弟之苦衷，難以道及。」（胡，1925b）及發為序文，果然對連橫頗多諷勸。其序既見於本文前言所引，茲不重贅。
胡殿鵬堪稱連橫的益友，所以責之以義。至於連橫的同代人，則普遍同受世局劇變之苦，知世變固有人情所難堪者，或許本諸相濡以沫的不忍人情懷，並未多見以春秋大義責難連橫者。但1930年3月2日，著署為〈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指臺灣總督當局鴉片特許政策引起臺灣同胞反對之問題〕致本社〔臺灣日日新報社〕意見書〉刊於該報第四頁面世後，頓使臺人譁然，輿論為之沸騰。因此文攸關日本統治者的鴉片政策，須略說明背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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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深知鴉片禍害，蓋清朝官民即因染鴉片癮者眾，所以國力衰頹，致有甲午之敗。日人無不因而鄙視「支那人」和「清國奴」，同時更嚴防日本國民沾染，治臺之初，頒布〈臺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令〉，也列一款「將鴉片煙及其吸食器交與大日本軍人、軍屬及其他從軍者，或供其吸食場所者」為死刑罪。（黃昭堂， 1989：225）另〈臺灣住民刑罰令〉也有同類的死刑規定，不准交予的對象且擴及來臺的日本帝國臣民。（黃靜嘉，1959：98）對臺灣人及島內的「支那人」，總督府於1897年1月21日以律令第二號公布〈臺灣阿片令〉，表面上雖標榜漸禁原則，實則並無漸禁之意，此考諸1928年底第三次修訂〈阿片令〉時，新增之癮者仍發新執照准予吸食，即知殖民統治者並無限制之意，無非藉此管制鴉片供銷，防止癮者吸食「私煙」，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政府專賣的利益。
此套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號稱使臺灣財政獨立而被日人視為統治殖民地臺灣大功臣的第三任（1898.3.2-1906.11.13）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劉明修，1983）以後藤任內的1905年例，當年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2,170萬圓，鴉片專賣收入即達420萬圓，占 19.4％；1906年，財政收入2,566萬圓，鴉片收入也達443萬圓，占17.3％，（潘志奇，1957：28；黃昭堂，1989：92），可見日本學者向來誇稱兒玉─後藤體制讓臺灣財政獨立為可貴治績，（鶴見祐輔，1943）原來竅門在此。
1929年與1930年之交，臺灣民眾黨、本島各地醫師會，及東京新民會等團體紛紛抗議殖民政府增發新執照核准吸鴉片的搾財政策。反對運動還突破封鎖，擴及向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控告日本政府違反國際條約。後來國際聯盟派出遠東鴉片問題調查委員抵臺調查了近半個月。事關臺灣總督府顏面及稅收，統治當局施出渾身解數以求轉移視聽，包括透過臺北市保正暗中動員密吸鴉片者四百名連署，向調查委員陳情；支使辜顯榮、林熊徵、許丙（1891-1963）等御用士紳三巨頭偽稱為子虛烏有的「臺灣人會」代表，向調查委員稱贊日本當局所為乃人道政策； 以及發動全島日系報紙齊聲贊揚鴉片漸禁政策及專賣制度。
署名連橫撰的意見書也於此時刊出。此書是本文重要論據，茲特引列全文如下：
臺灣阿片問題，比月以來，議論沸騰，或以為當行勵〔據原刊。當改為厲〕禁，或以為須再特許，究之皆一偏之論，未能盡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當權其輕重得失，而後可以無憾。夫阿片之為利為害，論者多矣，不須贅言。顧以全世界而觀之，出產之多，消費之巨，若以臺灣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問題；然為國計民生起見，亦不得不善為處置。查阿片之傳入臺灣，始於蘭人統治之時，距今已三百年。歸清以後，移民漸至，曠野漸開，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此則風土氣候之關係，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羅斯人之飲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適合環境，而保其生命。故臺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論，我輩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開墾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則阿片之害，人言嘖嘖，而以臺灣歷史觀之，故亦有利也。夫烏頭毒藥也，可以殺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損生，惟在用之得宜爾，道光十年，閩浙總督孫爾準以各省消用阿片甚巨，耗民損財，奏請禁止。十八年，復因御史黃爵滋之奏，下詔嚴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立立於澳門焚燬英商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服，遂至構兵，而訂江寧之約，其禁遂弛。當是時，臺灣兵備道姚瑩亦奉庭〔據原刊。當改為廷〕旨，勵行嚴禁，然以訂約之故，時令不行，而吸食者猶故也。光緒十年，法人之役，臺灣戒嚴，兵備道劉璈以臺灣阿片既不可禁，又須購之外國，損失甚大，奏請撥給官莊，許民播種，自產自給，以挽利權，廟議許久；而臺灣之阿片乃愈盛。夫臺灣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積之也深，自不能一時斷絕；雖過去之事，而亦足為今日之參考也。帝國領有之初，政府則議禁止，嗣因習慣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漸禁方針。是時，特許吸食者十六萬人，閱今三十餘年，僅有二萬五千人，使非漸禁之功效，則此三十年間，戶口之增加，富力之日進，吸食者當在三十萬人以上。則此次再請特許者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唯今日阿片問題，關係國際信義，固不可不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期無憾！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僅臺灣也。支那為阿片最盛之國，十數年來，外標嚴禁之名，內收稅金之實，則各省武人據地稱雄，擁兵自衛，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國民政府雖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島以及產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則歐洲人士亦有飲用，且多屬上流社會；美為文明之國，而報載吸食阿片者達二百萬人，可謂怪事！夫美國固勵行禁酒矣，然而密輸者如故，密飲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設大酒館於公海之上，以供遊客之豪飲，而政府無如何也。臺灣阿片之害，政府無難禁止，然為習慣上、人道上而觀，故有再行特許之議，命各保甲曉諭有癮者自行申請，再由醫師診察，以驗其癮之輕重，可謂周至！今若遲疑不決，收回成命，則當局失信於保甲，保甲失信於人民，而政府之威嚴損矣！聞臺北市內各保甲已聯名申請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擾民；在順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
此文一出，全臺輿論譁然，蓋當時臺胞方藉鴉片特許問題，義正辭嚴，以與日本統治當局奮戰，驟見此文為虎作倀，都怒不可遏。連橫頓成眾矢之的。除了臺灣人當時唯一的喉舌《臺灣民報》上迭見諷勸誅伐他的文章外，（陳鏡秋，1930；米山生，1930；地北生，1930；天南，1930；陳其昌，1930；《臺灣民報》303：2＆305：2）中部富氣節的文人所組、號稱全臺第一詩社的櫟社也將他除名。苗栗栗社也不再請他當詞宗。（吳濁流，1988: 138）
舉臺滔滔，倒未見連橫辯解。其哲嗣連震東（1904-1986）後來在國民政府治臺後顯貴，既顯之後曾辯稱，此意見書容有連橫平素主張，但非連橫手筆， 1977年且公開指名為當年《臺灣民報》記者謝春木（1902-1969）冒名之作，並謂謝的動機是既知本社社長取締役（董事長）林獻堂（1881-1956）有意延攬甫自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科畢業的連震東入社任職，忌連震東中日文俱佳，不願其在同報社服務，以免相形見絀，所以故為此舉，以壞林獻堂對連氏之觀感。林獻堂果然未用連震東。結果，同年五月，連震東到《昭和新報》任記者。（鄭喜夫，1989：34）
始作此說者，或非連震東，而是連橫本人，蛛絲馬跡可見1932年8月18日連橫與連震東家書。（連橫，1992a：44）但不管何人作始，都難減此說之奇，也難袪可疑。例如：
其一，連橫聲名早著，交遊遍名流權要，謝春木不過一介記者，且事關名節大義，寧有大人為豎子委屈而默然不敢有隻字辯之理？
其二，始作其說的若是連橫，則1931至1932年之交謝春木已因勞資不睦，為其報社驅逐，攜眷遠走上海；若是連震東，謝春木後雖又隨國民黨機構回臺，但 1952年即又投共，從此不歸，兩者都以不在臺灣之無可對質者為咎的，且在連震東的例子，謝更屬投共人物，大犯時忌，為無人敢為其應片辭之人，如此辯白，無可對質查證，可信乎？
其三，抗戰末期，謝春木與連震東俱在重慶，共事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室，謝任秘書長，連任專門委員，且齊力為臺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臺灣民聲報》撰稿。若謝春木果如連氏所控，此仇非小，連謝豈能共事一室？若不能共事，連震東又豈能不尋求其權要監護人張繼（1882-1947）之助而有所動作乎？然相關史料都不見蛛絲馬跡，除非本無宿仇，而是恨起新怨？
倒是據連震東之辯辭，他終未入《臺灣民報》而入《昭和新報》。然《昭和新報》雖為臺資報紙，卻是日治時代臺人（包括連橫）公認的御用新聞，（楊肇嘉， 1968：428＆433；簡炯仁，1991：221-22；張易、黎澤霖，1983：372；鄭喜夫，1992：144-45）連橫前此也曾幾度撰文責難該報言論，（鄭喜夫，ibid.）何以後來又不以其哲嗣入該報任職為忌，且修書請託該報主筆「不吝教誨，俾之有所率循」？（鄭喜夫，id.,161）連震東之辯白尚不足以服人，至此反而有欲蓋彌彰之失。
鄭喜夫修連氏兩代年譜，全納其說，至謂：1)連橫事後未嘗隻字辯白，蓋有莫大委屈；2)意見書全文論旨前後矛盾，不像文豪連橫平素之筆力；3)連橫「一生所持愛國保種之民族精神，不為威武與名利屈之道德勇氣，斷斷不致為此謬妄之文。」（鄭喜夫，id.,156-57）
鄭氏之辯，若志在為連氏美言，絕對可解；若為論證，則迥難服人。蓋第一點之現象，豈必因有莫大之委屈而使然，難道絕無可能因確撰其文而無從辯解乎？第二點之漏洞在，何以文豪必無瑕疵之文？若使應報社急索以趕截稿時間，也必無瑕疵之文乎？第三點之辯，若對照本文前此諸已究明於連橫者，比如胡殿鵬前引文謂連橫「海桑身世，為時屈、為地屈、為名與利屈，則其人品、文品、詩品亦為一變，有心文獻者無不為連子惜，並為寧南人惜也」，即牴牾忒甚！但鄭辯不過是後人徒託空言，豈如胡序併其他連氏同代人之見可信？
據尚未出版的林獻堂日記（1930.4.6），此文1,218字，筆酬五百圓。按當時公學校教員堪稱社會菁英矣，初任月俸不過十五、六圓；（王世慶， 1991a：132）又其時上等稻田一甲地約值五、六百圓，（林衡道，1991:199）三、四、五等的，一甲約值四百圓，（王世慶，1991b: 107）此文區區字數，所得竟與此等值，可謂臺灣報業史上破天荒的巨額稿費，極不合常理，日本當局收買的用心昭然。而懷疑連橫缺錢買鴉片解癮，所以甘為收買的揣度，也在臺人識者之間不脛而走。（戴國煇，1979：274）
今人蔡相煇撰文〈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收在連橫令孫連戰（b.1936）披閱題名的《連雅堂先生全集》，仍然斷論〈對臺灣阿片特許問題意見書〉一文為連橫所撰。他說：「雅堂兄弟五人，然其三兄、五弟早殤，故實為季子，倍受父母疼愛，幼時即恆隨侍父親往遊各地，長大亦不必為家計操心，故其性情溫文浪漫，剛毅果斷稍有不足。他日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時，為開『赤城花榜』，遴選十美；於『赤城花榜』冠軍李蓮卿〔引者按，1886-1901〕病歿，為賦七言絕句十首，集成《悼蓮集》一帙；民國十九年日人欲在臺灣推行『鴉片漸禁』政策，與臺民主張『全面禁絕』相牴觸，雅堂復不能堅拒日人之請求，撰『臺灣鴉片特許問題』欲為疏導，此皆雅堂個性文弱所致，而其個性則十足由家庭背景塑造而成。」（1992：209）
拙見以為，蔡氏之斷，允合情理。就愚究所及，果真連橫撰此文，也與其素行一致。然而，連橫是不是此文作者，則非本研究的目的；本文前言具引臺灣日治時代臺人各種對連橫的觀感，負面居多，足見當時之世論人心，這一點發現，才是本研究的論旨。
二
〈對臺灣阿片特許問題意見書〉事件後，連橫既成眾矢之的，居臺北已覺無趣，1931年春遷回臺南故里。（鄭喜夫，1992：165）其年譜謂其從此不與北部人士聞問，（ibid.）有民族意識的臺灣人也無意與他往來。例如1931年林獻堂南下，彼此誼屬故舊，也沒有順道去訪他。（連橫，1992a：50）連橫後來至謂「全臺四百萬人中，幾於無一可語」，（id.,31）這種日子自是「抑鬱殊甚」。（id.,37）
相對於臺人不與他來往，日本人倒是對他很熱絡。1930年10月26日起，日人在臺南舉辦盛大的「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他是該會十位顧問中唯一之臺灣人；11月1日還應邀在臺南公會堂演講〈鄭氏時代之文化〉，講稿收入該會刊行之《續臺灣文化史說》，署銜為「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委員會委員」。（鄭喜夫，1992：162-63）他一回臺南定居，《臺南新報》馬上願聘他為客員；稍後，連橫果然又為《臺南新報》主持詩壇版面。連橫一生在日人經營、也是日本當局控制的《臺南新報》幾進幾出（1899.6-1902.9；1903.10-1905.5；1906-1908；1914-1919；1931春 -1931冬），該社永遠不嫌麻煩，而且好像隨時歡迎他，幾達為他設事的地步，揣其用心，無非統治者籠絡士紳，而連橫也屢為其用。
過去連橫在日文報紙主持漢文版面，日與文士故舊相酬唱，歲月甘之如飴；因「阿片特許問題」的後遺症而避居臺南後，情況已不一樣。熬了一兩年，甚至覺得臺灣亦「不可一日居」，（連橫，1992a：12）終於1933年7月攜眷遠走上海，三年後病死滬上。
從他南歸故里到舉家西渡，時間雖只有短短兩年，但於連橫日後在世人中的風評，卻是轉捩關鍵期。吾人願與人為善，認為連橫屢為日人所用，全因他個性文弱所致。不過，言其個性文弱，卻不能忽略了他阿世干進之謀算深遠。
連橫既自覺在臺人中無立足之地，乃有意轉進國府治區。他著連震東先行，給他幾塊敲門磚，其中之一是用心修一書給舊日有意結下的文字交、如今國民黨的黨國大員張繼，另一是給當時的國府主席林森（1867-1943）。（鄭喜夫，1992：166；連橫，1992a：8）後件好像未起作用，前件作用則大，茲引全文如下：
溥泉先生執事：申江一晤，悵惘而歸，隔海迢遙，久缺牋候。今者南北統一，偃武修文，黨國前途，發揚蹈厲。屬在下風，能不欣慰！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現在臺灣從事報務。弟以宗邦建設，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門下。如蒙大義，矜此孑遺，俾得憑依，以供使令，幬載之德，感且不朽！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是以託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為他族之賤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所幸國光遠被，惠及海隅，棄地遺民亦沾雨露，則此有生之年，猶有復旦之日也。鍾山在望，淮水長流，敢布寸衷，伏維亮鑒！順頌任祺不備。愚弟連橫頓首。〔1931 年〕四月十日。
此文讀來的確感人，連橫也有把握張繼讀後「必能感動」。（連橫，1992a：4）對祖國人士故作動人語，是連橫的一貫巧腕。當然，他也沒告訴張繼，所謂連震東在臺灣從事報務者，是在日本當局的御用新聞《昭和新報》任記者。
同年6月18日，連震東在南京西華門吳鐵城（1888-1953）處謁見張繼。張繼看了連橫的信，覺其「真摯沈痛，大義凜然，深為感動，歷久難釋，於是攜震東至北平，促其學習國語。」（鄭喜夫，1992：167）
連橫一知道連震東「幸得溥泉先生眷愛」，「甚慰！」在1931年7月26日給連震東的家書中，明講這是卅年來的計畫，教兒子「汝當在〔溥泉〕先生左右，供其使命，學習事務，忍苦耐勞。」（連橫，1992a：6）這一兩年內，他不斷利用家書教連震東許多招數。比如，連震東在北平時，教他要「多識東北要人，可為將來同事之助」；（id.,5）張繼可能要赴粵時，教他「汝當在其左右，如欲赴粵，可請隨行，以資閱歷」；（id.,10）抗日戰爭爆發、國府遷移之後，則是「張先生如入豫辦事，汝可請之隨行，蓋因政府初移，人員必少，汝於此時如能得一位置，且在艱危之中，將來較有厚望。」（id.,26）後來連震東隨張繼到西安，連橫又告訴連震東「汝在西安，位置甚好，勤謹辦事，以資閱歷，將來〔溥泉〕先生如任行政院長，必能調來中央，則可著著進行。」（id., 47）甚至教他要臨魏碑，蓋「欲與人士相往來，尺牘之書，必求精美，而後不致貽笑也。」（id.,43）
這段期間，連橫也表白：「吾不欲汝〔連震東〕為臺灣人」，（id.,23）訓誡連震東「切不可與此間朋友通訊」，（id.,20）甚至明示兒子：「此間朋友有詢汝住所者，余皆不言」，（id.,23）也訓誡已嫁在上海的長女夏甸不可回臺灣。（id.,13）觀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家書，沒辦法想像後世臺灣子弟還因連橫尊翁連得政（1834-1895）曾訓誨連橫「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鄭喜夫，1992：22-23）而欽敬不已。
連震東果然循父誨，寸步不離張繼，隨他由北平而西安而重慶，前後凡十五年。戰後，國府治臺，連震東有機會膺重寄，自是拜張繼牽引之賜；然溯其根源，豈非連橫深於盤算指導有以致之。1931年連橫回臺南故里前，有〈別臺北〉七律，其中有句：「乾坤倒挽看兒曹」，（連橫，1992c：77）驗證連氏後人兩代顯貴，難道連橫恁早即有了把握？而二二八事起之後，臺人菁英當年有不齒於連橫者，或橫死，或流亡，或埋沒，其後有怨疑於連震東者，又豈連橫嗒然離臺時之故句：「九世深仇報豈輕」亦與有力乎？
連橫臨離臺的一兩年傾注心力的第二要事，是叮囑連震東就近在中國大陸為他打聽日後供職的門路，（連橫，1992a：7-11）並為此修書蔡元培（1868-1940）。直到他舉家遷抵上海（1933.7.11）後，此願仍然未償。隔年一月，仍見他為同事致書張繼；二月則上書國府主席林森，但還在寄贈《臺灣通史》以干好感的階段。（鄭喜夫，1992：177-78）他雖勇於毛遂自薦，但櫻桃青衣，頃刻夢醒，1936年6月28日過世於上海。
據謂連橫臨終時對連震東說：「震東，我沒有留東西給你……」連震東回說：「你留給我的太多了！你放心吧！」（連震東，1977:20）連震東的回答不徒然是安慰語，也是實情。此後連震東仍然靠《臺灣通史》作者哲嗣的身分在中國大陸受人器重。他也有乃父之風，不忘贈人《臺灣通史》，以爭取好感。（鄭喜夫， 1992：180；1989：46）言必引好感者，因祖國之人讀連橫之文「油然故國之思，豈僅結構之佳已哉！」讀其詩，也可覺得作者是「英雄有懷抱之士」；但這些都是只讀其文的自然感覺，本文前言所引臺人的見解異於此，則因多了觀其行後的褒貶，認為連橫文行不副。當然，臺人在臺灣也看了許多連橫撰登在日人報刊或御用刊物上的文字，那些文字卻是祖國人士無緣一讀，只怕也不忍一讀的。
時序到了1944年，日本敗象漸呈，重慶的國民政府開始為接收臺灣而有各種準備動作，如中央設計局於4月17日設置臺灣調查委員會，擬訂〈臺灣省接管計畫綱要〉；（楊錦麟，1993：94-95＆97）另外，中央訓練團也設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鄭喜夫，1989：76）而軍事委員會屬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也加緊日本戰時問題與臺灣問題的研究。（楊錦麟，id.,97）這一年夏天，連震東攜眷赴重慶入該所供職專門委員，12月奉召參加臺幹班第一期受訓（為期四個月）。（鄭喜夫，1989；73-76）
1945年春，連震東因徐炳昶之助，找上商務印書館議定重印《臺灣通史》，好讓此書在國府治區廣為流傳。連震東可謂善於掌握行情、時機和人脈，因此時臺灣收復在即，大家都急於知道臺灣什事，收集、整理、編輯與出版臺灣資料叢書，本就是此階段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三大工作之一。（楊錦麟，id.,：97）而前曾贈書示好、望重文教出版界的徐炳昶，此刻也由西南聯大應聘至中央訓練團講學。（鄭喜夫，1989：78；1992：186）
商務印書館重慶版的《臺灣通史》於1946年元月殺青，此版與當年的臺灣版略有不同：
其一，連震東刪除臺灣版六位日本權要的序文或題辭；留存的序及本文內容亦略有增刪；（鄭喜夫，1992：189）
其二，連震東改託徐炳昶為書新撰一序；（鄭喜夫，1989：80＆81；1992：186）
其三，連震東以張繼名義，實則自己捉刀，也新撰一序；（鄭喜夫，1989：83＆481；連震東，1983）
其四，連震東急撰〈連雅堂先生家傳〉一篇，也附於新版書。
這些差異於日後世人對連橫的記憶，都具關鍵意義，尤其連震東捉刀代擬的序，不只表彰連橫，也表彰了自己，茲節錄如下：
……雅堂先生平生著作豐富，臺灣通史而外，如臺灣詩乘、臺灣語典及詩文集等書，無不充沛民族精神、愛國熱誠。嘗以臺灣所失者土地，而長存者精神；民族文化不滅，民族復興亦可期。……今勝利到臨，臺灣收復指日可待，余向以雅堂存臺灣於文化者，今竟重光臺灣，雖雅堂不及目睹，而震東克紹先人遺志，服務祖國，且已實際參加收復臺灣之工作，而其嘔心之作，又得隨鄉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今後臺灣歷史應如何發揚光大之，深有賴於讀是書者，而於震東君尤殷殷屬望焉。
而且，連震東這篇自我廣告的捉刀序，是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r.1926-1989）透過無線電廣播宣告投降當天趕就，（鄭喜夫， 1989：83）時機上，意義更為深刻。從此，連震東就等著膺重寄，隨陳儀（1883-1950）等人派往臺灣受降接收，迎接一個新時代了。
三
1945 年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聯合前進指揮所全體人員由重慶飛抵臺北。連震東則於10月24日搭美國軍艦抵基隆。（鄭喜夫，1989： 86）10月25日，日本第十九任（1944.12.30-1945.10.25）臺灣總督安藤利吉（1884-1946）空著左腰未佩軍刀，在臺北市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向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接受投降後的「第一號命令」。（黃昭堂，1989：250-51）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又131天的殖民歲月於焉結束。
11月2日，行政長官公署派連震東為臺北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後連震東職務迭有更動：1946年元月代理臺北縣縣長兼建設局局長；（鄭喜夫， 1992：189）旋調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ibid.）五月，任臺灣省參議會秘書長；（id.,190）11月份，當選臺北市制憲國代；（ibid.）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代。（ibid.）
連橫的骨灰則於1946年元月由其孫連戰迎回臺灣，存於五股觀音山外岩凌雲寺。（鄭喜夫，1989：97）據謂，連戰曾說：「祖父一定地下有知，他是以勝利者的身分回來的」。（ibid.）這一句話可以意味兩件事。其一，臺灣已為國府光復，而連橫是國府之民；其二，預言日後連橫在臺灣島民的記憶裡，也將由黑轉白，以致大放光明。
1949年5月23日，《公論報》每周一期的副刊〈臺灣風土〉上出現楊雲萍（b.1906）介紹《臺灣通史》的一段話：「關於『通史』與連氏，我曾寫過不少的文字，說點不客氣的話，這些文字都是想要『表彰』這位轗軻不遇的著者和他的著作；可是，看到現在的情形，不只是已經沒有甚麼『表彰』的必要，反感覺有批評它，有糾正它的必要了。」
楊雲萍的話，留給後人兩個重要的訊息：臺灣易主不過約三年半，島上連橫的境遇已經完全不一樣；這轉變是不自然的，甚至連他這位日治時代甘冒不韙寫追憶連橫文章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此刻，新的權力核心猶未駕臨臺灣，一旦駕臨，情況將有更甚於此者。
促使連橫境遇轉變的，除了其哲嗣連震東外，另有兩個關鍵人物，一是方豪（1910-1980），另一是張其昀（1901-1985）。
方豪曾有文回憶說，商務印書館重慶版《臺灣通史》殺青，他正任教於重慶復旦大學，急購讀之，看到書末所附連震東所撰〈家傳〉的一段話：「……臺灣通史成，刊行時，日本朝野頗為重視，祖國人士則因隔閡，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炳麟〕先生以為民族精神之所附，謂為必傳之作。」方豪自謂，讀後頗不服氣，因為他就是急欲購此書的人，另外當也有他人，豈能謂祖國人士故意「漠然」。（方豪，1977）
方豪沒有明言急欲一睹《臺灣通史》的原因。考察他前此的履歷和日後工作，蓋與研究興趣有關。（李東華，1988）
1949年2月10日，方豪從高雄登陸臺灣。這一年他得臺大同事陳紹馨（1906-1966）介紹，往訪時任臨時參議會秘書長的連震東，遍閱連橫生前作品。方豪自謂：「我對連雅堂先生早已欽佩萬分，至此，乃真是肅然起敬。對於他的手澤，一直摩挲不已，不忍釋手。很快的〔應是1950年8月5日後〕，我就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訴了時任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秘書長的張曉峰〔其昀〕先生。」（方豪，1977）
從此，方豪寫了很多介紹連橫的文字， 第一篇是〈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方豪，1950f）往後再三致意的，也是其「民族思想」。1951年在《自由中國》元旦特大號則明言連橫為「愛國史家」。（方豪，1951:11）
至於方豪告訴張其昀甚麼，文中未提及。但看張其昀隨後的作為，應可以思過半。
1949年12月24日，張其昀在臺灣文化協進會演講〈臺灣文化之骨幹〉，指稱日治時期「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最偉大的著作，首推連橫的《臺灣通史》一書」，續說：「闡揚華族的民性，表彰春秋的大義……他〔連橫〕實是中國近百年史學界罕見的偉人。」（張其昀，1950b：16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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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張其昀同天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隨即建議褒揚連橫。（方豪，1977:28；鄭喜夫，1992： 190）總統的褒揚令3月25日頒發。（鄭喜夫，1992：190）方此時，對岸大陸赤焰正熾，臺海戰雲密布，國際局勢險惡，與國依違取捨動堪驚疑，總統也好，執政黨宣傳部長也好，無不政務黨務倥傯，須日理萬機，何以獨獨對既往一介文人念念不忘，再三致意？從上述張其昀演講的內容與總統褒揚連橫的令文內容，倒可以尋得蛛絲馬跡。
褒揚令文短，全文照引如下：
臺灣故儒連橫，操行堅貞，器識沈遠。值清廷甲午一役棄臺之後，眷懷故國，周遊京邑；發憤著述。以畢生精力勒成臺灣通史，文直事核，無愧三長，筆削之際，憂國愛類。情見乎辭，洵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為今日光復舊疆、中興國族之先河。追念前勛，倍增嘉仰；應予明令褒揚，用示篤念先賢、表彰正學之至意。此令。
張其昀的講稿甚長，除了從「文化層」的角度縷述臺灣歷史的分期等講學式內容外，值得本研究摘記的厥為下列數點：1）臺灣淪陷後，祖國與全民時刻關懷美麗寶島臺灣與島上橫被割離的同胞，中國革命運動即以光復臺灣為主要目標之一；2）中華民族是世界優秀且有能力的民族，絕不可輕視；3）臺灣人民在血統上是最純潔的中華民族，日治期間，光榮悲壯的抗日事件不下百次，都是愛國的革命精神的表現，而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最偉大的著作，首推連橫的《臺灣通史》，他實是中國近百年學界罕見的偉人；4）現神州大陸變色，獨留此海外乾坤為我黃帝子孫反共抗俄的根據地；5）昔以大陸而先復臺灣，今當以臺灣而光復大陸；6）各省忠義之士與臺灣同胞匯於一島，生聚教訓，宜一心一德，群策群力，以建設新臺灣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前驅。（張其昀，1950b）
按令文多典雅含蓄，難見用心，但「為今日光復舊疆、中興國族之先河」之句，寓意已顯，殊堪注意。至於張其昀的講辭，用意則很明白，是藉表彰連橫，想感化臺灣本土人士為光復大陸盡其心力，尤其於二二八事變後不久，本省人士芥蒂深結的情況下，這些動作的政治涵義格外深刻。
這一年，張其昀促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臺灣省文化協進會利用連橫逝世十五周年（6月28日），大規模主辦紀念會，（鄭喜夫，1992：191）張其昀又在會上演講〈臺灣精神〉，講辭重點如次：1）連橫著史的中心思想是「愛國保種」，也即「愛我祖國，保我華族」；2）一部《臺灣通史》勢力超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3）臺灣如今永遠是中國人的臺灣；4）要發揚光大「臺灣精神」，一洗神州大陸空前的國恥。（張其昀，1950a）
當天致辭的還有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1896-1950）、方豪，以及連橫的故交、日治時代曾主持臺灣第一大日文報、也是第一大御用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數十年，後由日本當局任命為臺北州會議員的魏清德（b. 1888）。方豪且呼籲編印連橫全集。（鄭喜夫，1992：192）
這一天，還有連橫的閩南故交施景琛作〈懷連雅堂如棣〉七律四首，附序；（ibid.）施景琛之弟施景崧賦七絕四首；（id.,192-93）；傅斯年亦為連橫賦五律一首，附序；鄭元鼎則賦五律；（併id.,193）並有鄧肇興作〈先賢連雅堂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歌〉。（ibid.）當時的最大報《臺灣新生報》則連續兩天分別登載方豪的文章〈連雅堂先生之生平與著作〉、〈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影響學童至巨的《國語日報》也於當天出紀念連橫特刊，梁容若為撰〈連雅堂先生的生平〉一文，其他黨營報紙也都比照辦理，且持續到七月初。
沒多久，至8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連震東廁身十六位委員之中，且是唯一的臺籍人士，（鄭喜夫，1989：149；1992：194）已深入權力核心，參贊決策，往後即迭膺重寄。
這一年年底到隔年年初之交，在臺灣初版印行的各家初高中國文課本都出現連橫的作品和連橫的介紹。初中國文多節錄《臺灣通史．邱〔丘〕逢甲傳》。高中國文全收其〈臺灣通史序〉，各家安排的冊別與課序不一，詳見文後附表一。張其昀的〈臺灣精神〉講稿也收入《高中國文選》第二冊第十課。此後國文教科書雖迭經改編，也有民營轉為官營之別，但上述連橫作品卻一直收錄在冊，且列為指定精讀。
不僅於此，1955年6月28日連橫過世廿周年，張其昀時已改任教育部長近年，他又對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演講〈臺灣大儒連雅堂先生〉，推許連橫為「最偉大的臺灣人」，是「全國青年的模範人物」，闡述連橫所謂「臺灣精神」所憑寄的「惟仁惟孝，義勇奉公」八字，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王道文明」，必能得最後勝利云云。結尾籲辭是「以師道自任的優秀青年，應繼續雅堂遺志，發揚中華民族古來美德，在『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同心一德奮鬥，完成光復大陸，復興中華的盛德大業。」（張其昀，1955；鄭喜夫，1989：230）
就這樣，執政黨塑造的連橫形象，及其欲達成的政治訴求，既透過中學教科書，又透過師大畢業的師資，有效地籠罩臺灣後起代代子弟腦海。
彌補中學教育之不足者，還有種種塑造的活動，按年序例舉其要者如下：
──如前述鄧肇興作〈先賢連雅堂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歌〉；
──1955年6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主辦「連雅堂紀念文物展」；（鄭喜夫，1992：197）〔此時連震東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鄭喜夫，1992：196；1989：200），是省文獻會的頂頭上司。（林衡道，1996：327）〕
──同月，中央圖書館正廳以「雅堂」題名；（張其昀，1957）
──1965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革命先烈先進傳》收連橫入下集之《革命先進傳》；（鄭喜夫，1992：204）
──1967年春，當時之臺北新公園，今日之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建劍花亭紀念連橫；（id.,206）
──1971年元月15日，當時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百人傳》，列連橫為百人之一；（吳相湘，1971）
──同年10年10日，私立中華學術院印行《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推許連橫的貢獻與蔡元培、嚴復（1854-1922）、胡適（1891-1962）等人頡頏；（毛一波，1971）
──1974年，連震東捐時價新臺幣六百萬元之華南銀行股票設「連雅堂先生獎學金基金會」，以自己兒子連戰為董事長；（鄭喜夫，1992:209）
──1977年元月28日，臺北傳記文學舉辦連雅堂專題座談會；（id.,211）
──同年2月4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紀念連橫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id.,212）
──同月11日，臺灣史蹟研究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合力於當時之臺北新公園劍花亭內立連橫半身銅像；（ibid.）
──4月10日，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舉辦以連橫為主題的研討會；（ibid.）
──10月22日，臺南市政府與臺南扶輪社合力於臺南市中山公園市立中正圖書館旁立連橫全身銅像，並於館內開連橫生平事蹟座談會；（ibid.）
──1997年5月3日，「財團法人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與教育部顧問室贊助以連橫為主題的「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究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7）
至於連橫的著作刊行，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臺灣通史》，早於1950年前後已「一印再印，火 宣赫全國」，「殆家有其書」，與1920年代問世之初銷售不佳，須刊登減價求售廣告，差別何止霄壤。其他著作或編物，如《臺灣詩集》、《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雅言》、《〔雅堂〕文集》及《臺灣詩薈》的補白餘墨等，至1964年也已經出版齊全，（id.,203-204）且不乏再版或多種版本者，其傳播效果，更遠甚於前述種種，但因項多條煩，不便於本文一一條列，願盡歸文尾附表二。約於這年，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開始出現盜印本的《臺灣通史》，其後且流入重慶南路的大書店，（id.,204）對塑造連橫形象的效果，更難估計。
連橫的形象也在上述一波又一波的塑造下，愈來愈膨脹，如從「《臺灣通史》作者」而「愛國史家」（方豪語），而「臺灣文化界第一人」（林衡道語；林黛嫚， 1996:5引），而「中國近百年史學界的偉人」（張其昀語），而「最偉大的臺灣人」（張其昀語），而「革命先進」（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語），而「民國百人之一」（吳相湘語）。
其生平事蹟也越傳越離譜，如明明光緒28年（1902年）八月他到福州應是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經濟特科鄉試，不第，卻說他「特立獨行，并未參與任何科考」；（毛一波，1971:242）甚至說他「不餐周粟作遺民」、（施景崧語，見鄭喜夫，1992：192）「不應科試，不做清朝的官」、（張其昀語，1955）「恥仕二姓的初衷」「連氏世代奉為家規，迄於民國，皆遵行不誤。」（林文月語，1981:142）
又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已出面具名指證連橫不可能是革命黨人，（黃季陸，1977；李雲漢，1977）周邊人卻仍溢美他是「吾國老民黨」（徐炳昶序）、「加入同盟會」、（1951年起各家初高中國文教科書作者介紹）「參加同盟會」。（連震東語，1977:20）連震東還因此有下引一說，顯然也是一廂情願的推論，目的是強調先人氣節，結果反而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宣統三〔1911〕年辛亥任公（梁啟超，1873-1929）來臺灣時，先父曾往迎接，並於臺北、臺中兩度歡宴，與臺灣詩人頗多唱酬之作，但先父沒有詩文留下，原因是梁為保皇黨，而先父為同盟會，政治立場不同，彼此便有了距離。不過，任公先生曾應先父之請，書二幅相贈。」（ibid.,20-21）邇近甚至還有連橫因張繼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之說，（林黛嫚語，1996:4）更屬妄言。
其他又如櫟社是日治時代全臺著名的大詩社，時人或後人知之者皆多，明明是臺人公認才真堪稱日治時代民族詩人的林幼春（1880-1939）所倡設，（傅錫祺，1992:334）連震東卻往自己先人臉上貼金，稱為連橫所創。（〈連雅堂先生家傳〉語）
另如明明民國初年上海的華僑聯合會是檳榔嶼僑領吳世榮與泗水僑領莊嘯國、巴達維亞僑領白蘋洲等倡設，且經孫中山先生批准才設立者，連橫只曾事後遊大陸期間借住其會址，《民國百人傳》竟至謂連橫首創該會，（吳相湘，1971:374）鄭喜夫慣為連橫美言，修連橫年譜都不敢記此事功。（鄭喜夫，1992： 207）
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臺灣詩薈雜文鈔》，題為「連雅堂著」，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24種。此書實係輯錄各期《臺灣詩薈》之部分文鈔、文存、傳記、遺著、雜錄、詩話、尺牘、紀事。除「紀事」之〈騷壇紀事〉為連橫所撰，其餘諸文俱別有作者，連橫只是間於各文前後略加數行敘言或跋語，題作者為連橫，也名不副實。（id.,205-206）
這些背離史實之處，迥非疏於查證可解，多係存心貼金附麗，甚至有連橫本人即為始作俑者。如1897年，連橫離臺赴上海前有七律四首留別諸友。葉應祥（d. 1897）曾和其七律，中有「問君何事客他鄉，答為功名去梓桑」之句，（id.,28）證以1902年連橫赴福州應試之舉，是乃實話；但1933年連橫舉家內渡舟中所賦七律〈此行〉所謂「飲馬長城在此行，男兒端不為功名」之句，（連橫，1992c：83）即屬造假，且不無刻意自飾以沽譽之嫌，果然日後混淆了祖國人士之視聽。
總之，至此連橫已儼然無德不具，無功不與，也無言不立，成了另一尊「神格化人物」。（吳濁流，1988:138；戴國煇，1979：274）是以 1949年即曾為文直言「有批評糾正之必要」的楊雲萍，再於1977年4月10日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第一屆臺灣研究研討會上忍不住說出下引的一段話：「對於連雅堂的評價，我們也要冷靜、客觀。更不要為某種的『目的』而『利用』他，而用寫『武俠小說』式的態度、文字來『捧』他。這是我誠懇而有點帶悲傷的要求……。」對聽慣且希望繼續聽美言連橫的人而言，楊雲萍這段話不免令人錯愕。本研究卻發現，楊雲萍所發，確為諤諤之言。
結語
連橫一生歷經清朝統治、乙未割臺、日本殖民，並卒於祖國大陸。經歷時變之劇急、罕見其匹。十八歲之前受傳統的舉業教育，一旦淪為異族治民，前途頓失倚靠，實人情之所難堪，從此立身行事，備極艱難，（蔡相煇，1991：9）因而於新治局有所依違取捨，時人並不忍苛責，後人更唯有同情。他雖亦周旋於新治者與御用士紳之間，甚至有歌頌當局之文，寧為御用之舉，致引同胞憤慨，終覺故土不可一日居，而離父祖之地，至少反映他心中尚有是非，非投靠新主求榮祿而一世笑罵由人之輩可比。至於其保存臺灣文獻之功，與考解愛護臺語之心志，則迄無異議，值得感佩。
雖然如此，連橫之民族氣節，只能見於文字之間，而少見於行止，則是事實。或許其心高遠有是非，只格於個性文弱，（蔡相煇，1991:11）實行時難矜持；或許因立身處世難免隨勢俯仰，高潔之志只能出諸詩文，聊供心理補償，卻無濟於中流砥柱。
不過，連橫善於自售，亦是事實。《臺灣通史》文成，自許為「三百年來無此作」，即是一例。此外，或英雄懷抱，或孤臣孽子，或棄地遺民之語甚多，且巧於宣諸祖國人士。尤其「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等語，頗能獲祖國人士之心，方豪就曾說：「此一語也，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方豪，1950a:4）一旦時局鉅變，臺灣成為國府唯一之根據地，連橫詩文更獲危疑政權之青睞，而思有以憑藉，以召喚全臺一致舉力光復大陸之民心。
加以其哲嗣深明愛屋及烏之道理，對祖國人士為乃父隱諱揚善，不遺餘力，甚至在臺人識者之間引致湮滅史證、矇蔽當局之譏（蔣渭川，1962：267- 68）而不惜，其或亦無所懼，蓋當時二二八之禍甫畢，白色恐怖又起，臺民噤若寒蟬，間有異議，也只能聞諸海外，聲少音細，都難達本島。
臺人中幫忙隱諱揚善的，也不限當事人家屬，常見的是日治時代與當事人比肩活躍於日人報紙漢文部或御用臺報《昭和新報》之諸好友，如魏清德、黃純青等。（蔣渭川，1962：268）這些人的動機也不難理解，蓋時局劇變，往日已矣，如何在新世局避禍圖存，甚至干進，依違取捨之間都費思量。宣揚當年同道，也是趨吉避凶之道，何況連橫子嗣新貴，與人為善，正所以與己為善。果然，其中有日後得於省政單位任高職者。相較之下，楊雲萍就顯得是異數，也終究自證為可靠可貴的學者。
楊雲萍前引文（1977）中另有一段話也鞭辟入裡：「在日據時代，是沒有人談連雅堂的，因為多數人是不關心他的，也有一點忌諱。現在不同了，談連雅堂就是愛國，甚至可以用談連雅堂的名義來申請經費，」可見「利用」（楊雲萍語）連橫的，已不限於政權、家屬、同道，尚包括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人；而「目的」（也是楊雲萍語）也就更為個案屬私，難以概論形質了。
如今，連橫哲嗣連震東雖然已矣，卻有令孫連戰在政壇如日中天，且後勢坊間看好，前段所述現象就愈普遍可觀。最近一實例是1997年5月3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與陳百年先生（名大齊，1887-1983）學術基金會主辦「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以連橫為主題，由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贊助經費，所印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7）即排除應邀撰就、且已在現場宣讀的論文〈「余，臺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林玉体， 1997）此舉迥違學術界常規，關鍵明顯在維護連橫既有的形象傳統。可證只要是「利用」連橫的人，不論親疏，甚至陌路，都會維護既有的傳統。這是研究「集體記憶」者之間尚未見提及的現象。
研究「集體記憶」既有的成果，像以藝術家為例，已發現一位藝術家死後聲名之大小，操於他人手上，例如配偶、子女以及親人朋友。（Coser，1992）而人的歷史記憶乃經建構而成，且是依照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或據政治社會現實需要所建構。（Halbwachs，1950）以此論連橫的例子，恰如其說。但本研究的新發現是連橫在不同世代臺灣人的記憶中，形象有天壤之別，此「集體記憶」形成與變遷的過程，見證了子（連震東）以父（連橫）貴的現象，也見證了子既貴之後，反過來父又以子貴。前者本研究稱之為「庇陰」，後者可比稱為「貤封」。這兩種現象先後出現，相輔相成，不只達到榮譽顯貴對流周轉的互惠效果，也達到了互相提攜拔掖的增強效果。此不只見於連橫連震東父子之間，也見於連橫連戰祖孫之間，甚至也隱約見於張其昀與連橫／連震東父子之間， 更甚至還見於連橫與國府治下的黨國機器之間，因而既經建構的記憶傳統乃更穩固。
尤值注意者，連橫此例，並非連橫單純受「利用」，連橫本人就是「利用」他人（如張繼）、「利用」祖國人士意識感情（如華夏宗邦與炎黃種姓之思）的始作俑者。這也似乎是此領域既有的研究尚未見分析探索之點。
即因連橫父子是始作俑者，國府名為「利用」連橫，實質言，卻也「被利用」，所以，日治時代臺人中不乏文行相副、深具民族節操之人，反而未被選為表彰和塑造歷史記憶的憑藉。這種結果，也使得國府打造的一尊本土神像，靈驗可疑，未能招得全民膜拜，踴躍奉獻信心，因新的記憶傳統仍受固有的記憶傳統威脅。盧修一會從新記憶傳統的維護者幡然改為鄙斥者，就是顯例。此乃「集體記憶」構築過程「條件」影響「功效」的課題，既有研究也似乎未見相關探討。
從上述種種例證分析連橫的原貌和變貌，也再次證明了為解釋或服務現實情勢而催生的〔集體〕記憶，不只是經選擇的、憑詮釋的，而且也經常是創造扭曲的。（王明珂，1993）戰後臺灣世代對連橫的集體記憶，主要受中學教科書影響，也證明了既有的發現，即所謂「每代人的集體記體，主要還是受到年輕時代生活經驗的影響。」（Coser，1992）至於創造、維護或增強連橫記憶傳統的過程所憑藉的媒介表現，一如前述，豐富而多樣，遠甚於既有研究成果所指摘的。（王汎森，1993）
附錄：
表一：各版中學教科書收錄連橫作品與介紹作者概況
初（國）中部份 ※為本研究對各版書處置連橫作品或「作者介紹」之按語
1950年12月
華國出版社印行《華國初中國文》第六冊第十三課節錄連橫撰〈邱〔丘〕逢甲傳〉。
※「作者介紹」平實。
1952年
臺灣啟明書局印行《初中國文教科書》第三冊詩歌一收連書〈此行〉、〈柴市謁文信國〉兩詩。
※ 介紹作者「入同盟會」溢美。
1962年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印行《標準本初中國文》第五冊第十三課節錄連著〈邱〔丘〕逢甲傳〉。
※ 平實。
1968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印行《標準本國民中學國文》第六冊第十八課節錄連著〈丘逢甲傳〉。
※ 平實。
1971年1月
國立編譯館編審《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改節錄連著〈丘逢甲傳〉於第六冊「閱讀舉隅」第三篇。
※ 平實。
高中部份
1951年1月
正中書局臺初版《高中國文》（高明編）第二冊第十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介紹作者「入同盟會」溢美、另有褒辭「在臺辦報，暗倡民族思想」、「保存臺灣文獻極多」。
初版年月無可查（約1951-1953）
（1955年3月三版）
復興書局印行《高中國文》（戴君仁、許世瑛編選）第二冊第十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同上。
初版年月無可查（1958年9月四版）
世界書局出版《高中國文選》（楊家駱編著）第二冊第十課收張其昀〈臺灣精神〉；第五冊第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於同時並行各本中對連橫介紹最多。
1953年6月
華國出版社初版《華國高中國文》（陸鐵乘、李曰剛編）第五冊卅四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作者介紹」約同正中、復興本。
1954年2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潘重規主編）第二冊第十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大量增加，如「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加入同盟會」；「保存臺灣文獻甚富」；任職《臺澎日報》、《臺南新報》。
（1974年1月三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二冊第九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又再增加，如「憂國愛群，感慨良深」、「表彰鄉梓，發揚民族精神」。
1975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二冊第十五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刪除一整段表彰連橫史著詩文反映其華夏鄉邦種性之思的褒文：「氏不但長於史乘，而詩文並茂。生於否阨流離之際，涉歷山川都邑，多見聲華文物之盛衰，憂國愛群，感慨良深；於是崛起榛蕪，發諸詞章，無不言之有物。其詩固激昂豪宕，其文則嚴謹審慎，尤以表彰鄉梓，發揚民族精神，以子長、孟堅之識，為船山、亭林之文，炯眼卓識，每多啟人深思之處，甚可貴也！」
1986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二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改置第二課；對連橫介紹部份略有刪減。
1990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二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對連橫介紹增加「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復主臺南新報漢文部」。
1993年1月
省教育廳編印標準教科書《高中國文》第四冊第一課收連著〈臺灣通史序〉
※ 改移置開冊第一課。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典藏各版中學教科書
表二：連橫著作及相關出版的印行資訊
1920/11/5
《臺灣通史》上冊發行。連橫於臺北市大稻埕設「臺灣通史社」為發行所，自兼發行者。
12/27
《臺灣通史》中冊發行。
1921/4/28
《臺灣通史》下冊發行。
1921/6
臺灣通史社印行《大陸詩草》，是連橫第一部詩集，也是他生前出版之唯一詩集。
1946/1
重慶版《臺灣通史》殺青，分上下兩冊。（刪除六位日本權要之序或題文，存序與內容亦略有刪增，並新增徐炳昶、張繼序。）
1947/3
上海版《臺灣通史》出版。
1950/6
《臺灣通史》已一再重印，顯赫全國。
7/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詩乘》上卷，列為該會臺灣叢書學藝門第一種。
8/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續出《臺灣詩乘》下卷。（書末附連震東新編之〈連雅堂先生年表〉。）
1953/9/30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臺南文化》3卷2期，重刊連橫撰〈臺南古跡志〉全文。
1953/11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抽印〈臺南古跡志〉出單行本。
1954/10/10
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出版連書《劍花室詩集》。（林熊祥〈書後〉至許其至大至剛之氣，為「吾臺有詩以來未之嘗見也。」）
1955/8
為紀念連橫逝世20周年，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臺灣通史》。（為戰後本書在臺首次重印，原刊本日人題字及序文悉數刪除。）
1956/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彭國棟《廣臺灣詩乘》，輯《臺灣詩乘》所未收而見於前人別集、方志、及《臺灣詩薈》各期之有繫臺灣之詩，年代自中唐迄民初，不錄生人作品，體例一準《臺灣詩乘》（林熊祥有序云：「…今為匡復基地，可謂連子標揭我文化精華以示夷，彭子宏揚我民族正氣以攝匪。連子之功經久乃見，彭子雖為賡作，所以鼓舞人心，振作士氣，適以資當世之用，而啟中興雅頌之先聲，其為功豈淺鮮也哉！」）
1957/8
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臺灣語典》。
1958/3/1
臺南海東山房出版完全本《雅言》。
1960/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排付印《臺灣詩乘》，列為該行臺灣文獻叢刊第64種，以後至1963年3月，期間並陸續印行連橫其他遺書。
1962/1
臺北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研究連橫的第一本專書《連雅堂詩詞評介》，作者是李嘉德。（李嘉德原立志撰《連雅堂評傳》一書，且得連震東助益，此書為原擬書的第一章，因不及等待，先行付梓。）
1964
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開始出現盜印本《臺灣通史》，其後且流入重慶南路之大書店。
1965/11/12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革命先烈先進傳》，收連震東撰〈連雅堂家傳〉，附錄梁容若撰〈連雅堂先生的生平〉入下集《革命先進傳》。
1965/12/1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臺北文獻》10、11、12期合刊號，載劉建仁編〈臺灣語典音讀索引〉。
196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臺灣詩薈雜文鈔》，題為連橫著，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24種。（此書係輯各期《臺灣詩薈》〔連橫生前主編〕之部分文鈔、文存、傳記、遺著、雜錄、詩話、尺牘、紀事。除「紀事」之〈騷壇紀事〉為連橫所撰，其餘諸文俱別有作者，連橫只是間於各文前後略加數行敘言或跋語，題作者為連橫，名不副實。）
1971/1/15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吳相湘所著《民國百人傳》收連橫為民國百人之一。
10/10
私立中華學術院印行《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收毛一波所撰〈連橫之一生〉。臺灣中華書局承命中央，印行《臺灣先賢集》八鉅冊，以慶祝建國六十週年，第八冊是《連雅堂先生集》。
1973/4
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再版發行《臺灣語典》。
6/15
臺北祥生出版社影印臺灣通史社原刊本《臺灣通史》。
1974/1
連震東出版《雅堂先生餘集》，免費分贈親朋故舊及函索者。
3/12
鄭喜夫編完《連雅堂先生年譜初稿》。
1975/5
臺北臺灣時代書局影印發行臺灣通史社原刊本《臺灣通史》，九月再版。
1975/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再版《臺灣詩乘》。
1976/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臺灣通史》。
1976/10
連震東捐資印行《雅堂先生集外集》。
1977/1/28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臺灣通史》，七月再版。
10/25
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連橫外孫女林文月所著《青山青史─連雅堂傳》，列入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1978/2
臺北眾文圖書公司出版《臺灣通史》。
1978/6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第三版印行《臺灣通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鄭喜夫編撰之《連雅堂傳》，列為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
資料來源：鄭喜夫，1989 & 1992；張其昀，1988。
表三：連橫子息暨關鍵影響人物等之職權演變概況
1946/1/16
子連震東代理臺北縣縣長兼建設局長。
2/16
連震東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
5/2
連震東任臺灣省參議會祕書長。
10/31
連震東當選臺北市制憲國代。
12/14
財政部派連震東為臺灣銀行董事。
1947/6
連震東應聘為臺灣省公產公物整理委員會委員。
1947/7
連震東任臺灣工礦公司董事。
8/25
連震東應聘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委員。
此月起連震東另任本省學產委員會委員。
10/15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委員，後亦兼總務組長。
11/24
連震東當選第一屆國代。
1948/6/14
連震東兼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顧問。
1949/6
張其昀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祕書組主任，並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院務委員兼第一組（教務）組長。
1949/8
連震東兼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0月28日起，並代理主任委員。
12/28
連震東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土地處處長。
1950/3/1
張其昀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
4/7
連震東應聘為行政院參議
8/5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張其昀任委員兼祕書長，連震東也廁身16位委員之中。
1951/9/18
連震東兼中華日報社董事長。
1952/10/30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五組（社會工作）主任。
1953/4/15
連震東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54/6/4
連震東調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
1954/7
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
1955/10/9
連震東獲聘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7
（孫連戰畢業於台大政治系。）
1958/8
張其昀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59秋
張其昀專任國防研究院主任。
1960/5/30
連震東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內政部部長。
1961
（連戰得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1962
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隔年大學部15個系奉准招生，易名為中國文化學院。
1962/11
張其昀致函連震東，託代為籌款，以供中國文化學院用項。
1963/11/22
連震東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
1965/3/1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常務董事。
1965/8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65/9
（連戰與方瑀在美國芝加哥結婚。）
（連戰得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連戰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966/3/10
連震東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常務委員。
1966/5
連震東卸內政部部長職，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連戰任美國康涅迪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966/8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68
（孫媳方瑀獲美國康涅迪克大學碩士學位。）
1968/9
連震東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哲士。
1968/9
（連戰返國任國立臺大法學院政治學系客座副教授。）
1969/4/8
連震東任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
1969/4/9
連戰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
1969/9
（連戰奉派出席第24屆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
（此年，連戰本職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客座教授。）
1969/10
連震東再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0
（連戰出任臺大政治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8/1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1/1
連震東應聘為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名譽理事。
1971/8
連震東再度應聘為中華學術院勞工研究所理事。
1975/2
連戰奉派為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1976/3/10
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致函連震東，申謝贈書1,323種。
1976/6
連震東因病奉准辭卸行政院政務委員，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1/17
連震東連任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並任會議主席團主席之一。
連戰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1/24
連戰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
1978/6/14
連戰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
8/3
連戰調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此年方瑀應聘為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講授〈文學評論〉。）
1979/8
連震東應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委員。
1980/3/4
張其昀、連震東獲聘為總統府資政。
1981/12/1
連戰調任交通部長。
1983/11/15
連震東復書張其昀，表明願意接受中國文化學院贈授榮譽博士學位。
1984/2/15
連戰獲選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大全會中央常務委員。
4/18
教育部函復中國文化大學，准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連震東，惟因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健康惡化，連震東又苦於二豎之侵，遂遷延未果。
1986/12/1
連震東過世。
1987/4/22
連戰接任行政院副院長。
1988/7/20
連戰調任外交部長。26日就任。
1990/6
連戰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1993/2
連戰接任行政院院長。
1996/3/23
連戰當選中華民國第九任副總統，並於同年5/20日宣誓就職。
資料來源：鄭喜夫，1989 & 1992；林黛嫚，1996；《聯合報》1996/3/24。
參考書刊目錄
中文部分（依筆畫順）
凡夫〔葉榮鐘〕（1975年10月）：〈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3：66-69。
毛一波（1971）：〈連橫〉。收《中國文化綜合研究─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頁240-58。臺北：中華學術院。
天南（1930年3月8日）〈敬告通史先生〉。《臺灣民報》303號，頁7。
王世慶（1991a）：〈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15-79。臺北：林本源基金會。
（1991b）：〈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71-114。
王汎森（1993年11月1日）：〈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40-49。
王明珂（1996年10月）：〈臺灣與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失憶〉。《歷史月刊》105：34-40。
（1994年9月）：〈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3：119-40。
（1993年11月1日）：〈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6-19。
王國璠（1977；影印重編）：《臺灣詩薈》。1-22號。全二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王楙（1151-1213）（1965）：《野客叢書》。見商濬（編）：《稗海》。收《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
王詩琅（1991）：〈李騰嶽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207-26。
（1979a）：〈日據時期臺灣總督人物表〉。《臺灣人物表錄（論）》。甲篇，頁291-93。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八。高雄：德馨室出版社。
（1979b）：〈新文學、新劇運動人名錄〉。《臺灣人物表錄（論）》。乙篇，頁1-19。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八
（1979c）〈詩意閣〉。《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頁229-35。收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三。
方豪（1977）：〈我對連雅堂先生的瞭解〉。《傳記文學》30.4：26-28。
（1951年1月1日）：〈臺灣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抗日的回顧〉。《自由中國》4.1：9-11。
（1950a；12月27日）：〈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文獻專刊》1.4：1-4。
（1950b；6月29日）：〈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臺灣新生報》，頁4。
（1950c；6月28日）：〈連雅堂先生之生平與著作〉。《臺灣新生報》，頁5。
（1950d；5月1日）：〈臺灣儒宗連雅堂先生〉。《中國一周》，創刊號，頁13。
（1950e；5月）：〈臺灣通史藝文志訂誤述例〉。《臺灣文化》6.2：57-59。
（1950f；2月6日）：〈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進步論壇》2.2。
米山生（1930年3月8日）：〈與臺灣通史著者先生書〉。《臺灣民報》303號，頁7。
朱元鴻（1992年12月）：〈實用封建主義：集體記憶的敘事分析─以1949年後中國大陸為參考〉。《中國社會學刊》16：1-23。
地北生（1930年3月22日）：〈連雅堂氏豈學古之韓信歟？〉。《臺灣民報》305號，頁7。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吳相湘（1971）：〈連橫關心民國史〉。《民國百人傳》。冊一，頁371-80。臺北：傳記文學社。
吳濁流〔吳建田〕（1988）：《台灣連翹》。鍾肇政譯。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樹海（編）（1963）：《欽定大清會典圖事例》。24冊。臺北：啟文。
李明輝（1995）：《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
李雲漢（1977年6月）：〈連雅堂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學報》創刊號，頁111-25。
李筱峰（1996）：《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
何家驊（1991）：《民國名人生卒年表》。香港：現代中國研究社。
林文月（1981）：〈愛國保種為己任的連雅堂〉。《遙遠》。頁141-57。臺北：洪範。
（1977）：《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林元輝（1996）：〈林呈祿與日治時代臺灣本土的新聞事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林玉体（1997）：〈「余─臺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政治大學。
林柏維（1993）：《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
林淑華（譯）（1998）：〈李春生小傳〉。《中國文哲研究通訊》7.4:147-49。
林衡道（口述）（1996）：《林衡道先生訪談錄》。林秋敏紀錄整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1991）：〈蔣渭川先生訪問記錄〉。收黃富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93-206。
林黛嫚（1996）：《我心永平─連戰從政之路》。臺北：天下文化。
洪炎秋（1977年4月1日）：〈三代通家，一面未謀〉。《傳記文學》30.4：25-26。
胡殿鵬（1925a；7月15日）：〈寧南詩草序〉。《臺灣詩薈》19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本）：《臺灣詩薈》。下：437-39。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25b；6月15日）：〈復雅堂〉。《臺灣詩薈》18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本）：《臺灣詩薈》。下：414。
班固（32-92）（1965-？）：《漢書》。收《武英殿本二十五史》。冊3-4。臺北：藝文印書館。
莊永明（1987）：〈「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收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冊三，頁27-49。臺北：自立晚報。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1997）：《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連橫》。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
張其昀（1988-1991）：《張其昀先生文集》。25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國文化大學。
（1957年11月）：〈紀念林獻堂先生〉。《政論周刊》149：12。 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553-54。
（1955年6月29日）：〈臺灣大儒連雅堂先生〉。《臺灣新生報》。另載《政論周刊》149（1957年11月）。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485-89。
（1950a；7月2日）：〈臺灣精神〉。《中央日報》。一稿多投，不便備列。後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九，頁4490-95。
（1950b；2月8日─10日）：〈臺灣文化之骨幹〉。《中央日報》，頁3暨《臺灣新生報》，頁6。一稿多投，不便備列。後改題為〈臺灣史綱〉收《張其昀先生文集》，冊四，頁1644-59。
張易、黎澤霖（1983）：《臺灣省志稿．教育志．文化事業篇．新聞事業章》。臺北：成文出版社。
張炎憲等（編；1987-1990）：《臺灣近代名人誌》。全五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陳其昌（1930年3月8日）：〈連雅堂氏不是民眾黨員〉。《臺灣民報》303號，頁7。
陳芳明（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1）：《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臺北：前衛出版社。
陳鏡秋（1930年3月15日）：〈讀連雅堂氏臺灣阿片特許問題〉。《臺灣民報》306號，頁7。
連震東（1983）：《震東八十自述》。臺北：私人出版。
（1977）：〈先父生平事蹟略述〉。《傳記文學》30.4：17-22。
連橫（1992a）：《雅堂先生家書》。收《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b）：《雅堂先生集外集》。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92c）：《劍花室詩集》。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60）：《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25年6月15日）：〈花叢迴顧錄〉。《臺灣詩薈》18號。收王國璠（1977年影印重編）：《臺灣詩薈》。下：396。
黃季陸（1977年4月1日）：〈連雅堂先生與祖國革命之關係〉。《傳記文學》30.4：32-33。
黃昭堂（1989）：《台灣總督府》。黃英哲譯。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
黃富三（1991）：《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基金會。
黃靜嘉（1959年3月27日）：〈日據下之臺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臺灣文獻》10.1：61-137。
葉榮鐘（1985）：《臺灣人物群像》。臺北：帕米爾書店。
（1971）：《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
傅錫祺（1992重印）：〈櫟社沿革志略〉。收《鶴亭詩集》。下：333-68。臺北：龍文出版社。
楊雲萍（1981）：《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7年12月）：〈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臺灣風物》27.4：8-10。
（1954）：〈連雅堂傳〉。收《臺灣文化論集》。頁309-16。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2年5月26日）：〈詩人連雅堂〉。《中國一周》109：3。
楊肇嘉（1968；二版）：《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
楊錦麟（1993）：《李萬居評傳》。臺北：人間出版社。
漢人〔黃玉齋〕（1925）：《臺灣革命史》。上海：泰東書局。
廖俊傑（1981年元月）：〈悼方豪教授〉。《傳記文學》38.1:64。
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9月15日）：〈本會記錄〉。《臺灣文化》1.1:28-31。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3月2日）：〈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頁4。
《臺灣民報》（1930年3月22日）：〈文士們的正義觀念！〉。305號，頁22。
鄧孔昭（1991）：《臺灣通史辨誤》。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潘志奇（1957）：〈臺灣之社會經濟〉。收《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特徵》。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蔡相煇（1992）：〈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出《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頁207-22。收《連雅堂先生全集》。
（1991）：〈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知識分子的良心》。頁9-26。臺北：文訊雜誌社。
蔣渭川（1962）：〈蔣渭川政壇回憶錄〉。收陳芳明（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207-316。
鄭喜夫（1992）：《連雅堂先生年譜》。收《連雅堂先生全集》。附錄一。
（1989）：《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8）：《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盧修一（1966）：〈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研究部政治學門碩士論文。
謝秋涵（1985）：〈我的父親謝南光〉。《台聲》5：9-11。
謝德錫（1987）：〈帳房出身的理財家─許丙〉。收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冊三，頁115-28。
簡炯仁（1991）：《台灣民眾黨》。臺北：稻鄉。
蘇新（1993）：《憤怒的台灣》。臺北：時報文化。原刊本是莊嘉農〔蘇新〕（1949）：《憤怒的臺灣》。香港：智源書局。
日文部分（依筆畫順）
三省堂編修所（1990）：〈日本人名事典〉。東京：三省堂。
小森德治（1928）：《明石元二郎》。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園市藏（1916）：《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局。
伊能嘉矩（1904）：《領臺始末》。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林進發（1932）：《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
（1929）：《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
原房助（1925）：《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
高濱三郎（1936）：《臺灣統治概史》。臺北：新行社。
楊雲萍（1937）：〈一つの追憶〉。收西川滿（編）：《愛書》10。臺北：臺灣愛書會。
《臺灣商報》（1898年12月20日/1899年1月2日/1899年1月14日）：〈商業立志篇．李春生〉。
臺灣新民報社（1937）：《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調查部（1934）：《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16）：《壽星集》。臺北：臺灣總督府。
劉明修（1983）：《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謝春木（1931）：《臺灣人の要求》。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1930）：《臺灣人は斯く觀る》。臺北：臺灣民報社。
戴國煇（1979）：《台灣と台灣人─アィ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
鶴見祐輔（1943）：《後藤新平傳─臺灣統治篇》。東京：太平洋協會。
鷲巢敦哉（編）（1939〔一刷〕；1995〔二刷〕）：《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一刷〕；南天書局〔二刷〕。
英文部分（依字母順）
Coser, L.A. (1992) Introduction: Mauice Halbwachs (1879-1945). In Lewis Coser (ed. &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Pp.1-3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bwachs, M. (1950)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J. Ditter, Jr. & V.Y. Ditte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1996)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P.
Jacobs, J. B. (1990). 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1937-1945: The origins of Taiwan’s “half-mountain people” (banshan ren). Modern China 16.1: 84-118.
Kerr, G. H. (1974).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UP of Hawaii.
Lowenthal, D. (1990)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Boston: Unwin Hyman.
Mann, A. (1962) The progressive tradition. In 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Pp.157-79.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wartz, B.(1990)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81-107 London: Sage.
.(1982)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 374-402.
Wachtel, N.(1986) Memory and history: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2.2: 207-24.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ien Heng: Its Original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Lin Yuan-huei
ABSTRACT
Lien Heng（1878-1936）, author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is remembered by the postbellum generations in this island as a patriotic historian, a national poet, a scholar of integrity, and other kinds of honorable person.
But the prewar generations had a different memory. Some might say by euphemisms that Lien was a precious historiographer although he was also an opium addict; he used to stand by his people but later catered to the colonizer authorities. Another would satirize Lien for frequently taking a noncommittal stance. The other would rebuke him as but a colony government hack. But the most stunning vituperation is that Lien was a traitor. In the last case, Lien was depicted as being servile to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and stymying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s launched by his countryfellows. He was ostracized from the Taiwanese circles to the extent that "even a dog or a pig would spurn him." As a result, he had to move to mainland China in 1933 to seek new recourse where he died three years later.
However, people in China appreciate him after reading his works. They, of course, had hardly chance to check his behaviors in homeland i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and Taiwanese collaborators. Aft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jeopardiz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found nowhere to go but withdraw to Taiwan in 1949, the unsettled government needed the islanders' supports. One of its expedients to ensure local underpinning is to give public praise of Lien Heng, for the sake that Lien was deemed by the mainlanders as a has-been with native origi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n ethnic loyalist to the Chinese. By doing so, the Nationalist authorities expected that it would conduce to appeal for the so-called "Taiwan spirit" in backing the task of recovering the lost mainland.
Lien Heng was acclaimed by all means, including a public tribute from the president, meetings, speeches of eulogy, poems and hymn composition, exhibitions, biographies and memento books compiling, sweepingly reporting, memorial buildings, statues making, commemorative foundation and scholarship, collection and frequent reprints of his writings, seminars, conferences, namesakes in public resorts, selected readings of his works and commendation in high school texts, and etc. Students of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s were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sit in for speeches instilling the ideas that Lien Heng was "the greatest Taiwanese" and a single cop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wa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trength combinat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The teachers-to-be were also urged to take Lien Heng as an optimal model.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process, all pernicious records of Lien Heng were eliminated, diluted or sanitized, while many of his praiseworthy credits were exaggerated, to the extent that historical facts were audaciously twisted. In the long run, a sacrosanct Lien Heng was forged. Almost no virtue, merit and doctrine he had not fulfilled
In this process, both the "protection effect" and "patent-transferring effect" were witnessed between Lien Heng and his son Lien Chen-tung, Lien Heng and his grandson Lien Chan, Lien family and Chang Ch'i-yun, the most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stature of Lien Heng, Lien Heng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r even Lien Heng and whoever used Lien's icon.
Nonethel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ien Heng" is next to perfectness. Some old ill memories about him still exist in private literature. They would any time expose and threaten the credibility of current remembrance.
Keywords： Lien Heng, collective memory,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patriotic historian, hack writer, protection effect, patent-transferring effects.
( 1998.06.29 )
(http://www.southnews.com.tw)
